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7、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下篇(公元17世纪一公元19世纪中叶)

  第7节  清代的商业活动

 

明代晚期,大洋航运联系欧亚,西方以美洲白银购买东亚产品,开启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当时中国东南受惠于这一变化,大为繁荣。清代的商业活动,在明代基础上继长增高,蔚为传统中国历史上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堪与西欧高涨的重商主义情况相比乙清代的商业活动,分别见于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先论国内市场的扩大及复杂。明代中国引入了外来农作物:玉米、番薯、洋芋、花生…使过去无法种植稻、麦的山坡与河地,都能种植这些作物,因此清代人口大量移向西南山地、内地的丘陵与河地。清代人口急剧增加,当与这一因素有关。其他因素,已见于本章第二节。

    人口增加,盐的消费随之增加

    人口多了,消费生产均随之增加,则经济体也就扩大了。清代盐产收入,列为国家重要岁入项目,一则因为田赋之外,政府收入项目不多;二则,在食用上,人人非盐不可。人口增加,盐的消费随之增加,盐课因此成为极为可观的数字。由盐课收入的不断增加,即可反映清代经济体之扩大。

    清代绥抚蒙、藏,消弭中国历代北方边患,西北两方边疆民族与中原腹地化敌为友,其市场需求倚赖中国本部。在西南山区,汉人移民移入交通路线两旁的土地,也深入林箐、开拓土宇。汉人在新地区落地生根,当地的土著也跟着汉化,其生活方式渐渐改变,生活必需品往往仰给汉人的产业。台湾一岛,地方不大,自康熙朝以来吸纳了地狭人多的闽粤人口。凡此,西北两边、西南山地和台湾,均是中国经济体涵盖地区的新增部分。东北地广人稀,为满人故居,清廷禁止汉人进入,但是满洲王公贵族必须招徕劳力,在其领有的田庄上耕作放牧,以维持其贵族生活。东北于清代中国经济总量上,未必占重要地位,但在清代中叶以后,关内劳力由华北,尤其山东半岛,纷纷移入,东北的重要性终于渐渐凸显。

    明代海疆的纷扰,在清初逐渐平息。清朝水师努力扫荡海上武装集团,蔡牵当是清代最后一支海上势力。自乾隆以下,东南海疆平靖无波,这一形势有助于沿海运道畅通。在陆路方面,蒙古与内地交通安全,而且蒙古草原区南北方向的道路崎岖,东西方向则平坦,在蒙疆由东往西,遂成贸易大道,其重要性不减于传统出河西四郡,进入天山南北路的汉唐丝道。西南山地,由于汉人移民日多,尤以清廷改土归流的政策,西南城镇渐多,沿交通干道又开辟了许多支道,深入西南腹地,西南贸易也为之方便安全。凡此,海陆诸处国内区间的交通路线开通,当然也有利于商货贸迁。

    棉和米是国内市场的重要商品

    兹以棉布为例,可觇见国内市场的流通。清代棉纺织品,是国内市场的重要商品。百姓日常衣着,均以棉织品为主,其销售量极大。中国棉产地,以北方平原为多,但是纺纱、织布又因南方气候潮湿,较之北方的干燥,更宜纺织过程中纤维的延伸。于是,棉花由北南运,纺织成品由南方向全国各处销售,遂成为国内贸易的重要项目(山东也有纺织业,产量仍远逊于南方)。江南虽为食米的重要产地,但纺织业吸收了大量劳力,人口众多,以致当地粮食竞不够支应市场,还须由两湖运米接济民食。于是,长江中游运米东下,又成为国内贸易的另一重要项目。

    国际贸易方面,海路的输入品是大量白银。白银既是贵金属,也是中国市场的高额货币。美洲产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十居其六。长期顺差,中国累积的白银使通货充沛,当然刺激了市场活动,扩大了经济体的积量。白银是高额货币,日用不便,中国市场须以铜币为日常流通货币。日本产铜,虽在德川当政时,德川幕府已实行锁国政策,但是中国的特许商船仍每年从日本进口一百五十万斤铜,作为铸造货币之用。从这一数字,已可觇见中国市场扩大的幅度与速度。

    清代经济体的扩大,因素甚多:人口增加、农业生产面积增加;城镇市场增多,尤其过去市场活动不够活跃地区,有较为密集的市镇;交通路线的开通与加密,则是资源流动速度与密集度的增加。以上三者,均使清代国内市场有延续二百年的成长。

    对外贸易有陆路和海路两条路线

    清代国际贸易也较之明代更为活泼。北方陆路的国际贸易,如上文已述,蒙疆安堵,与内地整合为一。汉地货物,如茶砖及纺织品,在输入蒙古之后,又可沿北方草原的道路,运往俄国,再经过俄国转运到东欧与中欧的市场。康熙时,清廷与俄国订立的正式条约,都列有贸易条款,而且指定恰克图买卖城等处为中俄交易口岸。这条东方与西方通道上的商货,如以驼队为单位,动辄以“千峰”计算,贸易数量颇为可观。中国的茶,进入欧洲,有cha与tea两个发音,前者即是北路输入欧洲的茶。

    海路对外贸易,清廷规定以广州为主要口岸,虽然宁波等处也是开埠的口岸,但清廷并不愿意外商进入。清廷的这一态度,在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及其前后中英交涉均坚定不移。清廷所持的理由是便于管理“外夷”,其实重要的因素当在广东的“公行”,亦即独占国际贸易的若干商行,因为它们与清廷内务府的“皇商”有密切关系,不愿放弃这一利润丰厚的特权。经由海道来华的外商,先是西、葡、荷兰,但后来的英国逐渐掌握优势。英商贸易,除了传统丝绸、瓷器之外,尤以茶叶为大宗,不仅运往欧洲市场,更开辟了美洲殖民地的市场。美国独立运动的第一桩事件,即是革命者在波士顿港口将英商从中国运来的茶叶倾倒入海。西方称茶为“tea”,则是闻“茶”音学的发音,反映了南方海路贸易的历史。

    货物以茶叶和瓷器为大宗

    海路运送瓷器,较之陆路长途跋涉虽有波涛之险,但船只运送数量大,而且只要包装得宜,也较少破碎的损失。因此,海运货物中,瓷器仍是大宗。广州出口的瓷器,除了江西、浙江名窑产品,另有广东与福建专为出口烧制的瓷器。广州还有专为外销欧洲市场,在瓷坯绘制欧风图像的“贸易瓷”。那些绘制贸易瓷的画师来自欧洲,欧洲绘画艺术竟因此传留在广东,开启了后来广东的艺术特色!

    以上所述,为国内外市场活动中,最为荦荦可见的项目。国内市场大了,地区性的特产在需求增加时,当地必会专注投入生产这些特产,于是有些产品的地区性分工,又会导致区间贸易的兴盛。以一项特产为例:山西产铜又产醋,置铜片于醋中,很快即有铜绿,再刮取铜绿作为颜料。山西商人并因此向四川采购锰铁化合物,生产红色颜料,发展出颜料供销的独控事业!最有名的即晋商颜料商号“西裕成”累积资本,终于转化为山西著名票号“日升昌”的故事!清代商业的兴盛,可以由所谓十大商帮的发达觇之。十大商帮中,尤以晋、徽两帮势力最雄厚。兹以这两帮发展经过为例,叙述清代商业活动的特色。

    晋商发展票号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水苦地旱,为群山围绕,又因不在道路网上,交通不便,因此也缺乏贸易之利。晋帮居然能成商业大帮,主要是它在山西省外各地的事业。晋帮之兴,当远溯明代,明廷为了供应九边军粮,创“开中”制度,以“盐引”(亦即贩盐许可证)为报酬,招募商户运粮边塞,供应戍军。山西北边为九边的大同镇、宣府镇,西边为山西镇、榆林镇,都不遥远。晋商遂在长城下租田耕种粮食,就地缴纳军粮,省了运费,赚了盐引的厚利。晋商以此为资本,运送食盐、茶砖,在蒙边销售,再以皮革、毛货及牲口为回头货,销售内地。于是,晋商足迹遍及北边各处。

    清朝崛起,努尔哈赤的军需民用,颇赖晋商从内地运输接济。清人入关,范姓等八家晋商,取得皇商身份,纵横蒙古商道。蒙古与中国之间,不再有战争,商道上出现许多市镇,其中诸般行业,大至茶马买卖,小至客栈面店,均由晋商经营。蒙古王公贵族及小民百姓的日用品,也全由晋商从内地贩运供应。晋人从商者,尤以平遥、太谷、祁县三处为多,呼朋引伴,奔走四方。晋商富户之财产白银,竟足以在清喀部、准部诸战后,为清廷支援军资。嘉道以后,晋商发展票号,先是以汇兑业调节各地资金多寡有无,也博取各地的白银、铜钱之间的比率差额,继而放贷有利润的买卖,博取盈余。至咸丰以后,国家多事,晋商又以接济官府取得代理省库、国库的特权。在清代末叶,晋商票号,已俨然掌握当时金融业的大部分,存放数字各有白银数千万两之巨。

    徽商以盐业和当铺而著名

    ’帮起子皖南。皖南山多田少,群山围绕不断,有“八分山,一分茶,一分田”之称。该地居民,也如晋商一样,必须外出经商。明代徽商经营无所不包,甚至明中叶海寇之乱,其肇端竟是徽商投资海商的活动!安徽多山,但是上通长江,下通浙江。一出皖南群山,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清代徽帮,最发迹的行业是盐业,扬州的大盐商以皖人为主。徽帮以其同乡网络,互相支持,在长江上下游,由四川到江南,经营之行业,其实多元多样。徽商汪道昆的《太函集》中,即可觇见他们网络之广大。徽商另一著名的行业是当铺,当铺业务是典押借贷,其实也是操弄资金的金融机构。

    区间贸易,以有易无,腾挪款项,必须有信用及网络。皖人居积丰厚,与北方晋帮南北相应,各有天地。两个商帮,都由于故乡田地有限,不得不外出谋生。他们的特色,都在灵活的多元经营,也均依靠同乡乡谊连成资金融通与消息流转的网络。而两者又皆涉足于最有厚利的盐业,终于各自发展了金融业务的票号与当铺。两大商帮的发展史,反映中国清代中叶蓬勃的经济。他们在清末的衰败,也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