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第8节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接触

 

耶稣会会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当时欧洲的科学知识,实为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嚆矢。清人入关,清廷继承明廷政策,照样借重汤若望( Johann AdamSchallvon Bell,1592-1666)等人天文历算的知识。汤氏于顺治即位次年,被命为钦天监的监正。从此以后,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等耶稣会分士,前后相继担任此职,视为常例。在这一类的工作上,耶稣会会士的角色已定位为天文、历算、地图测绘等方面的技术人员。

    清代中国土大夫与耶稣会会士的交往,并不如明代徐光启、李之藻与利玛窦等人之间的交谊。其间还有康熙朝为了历算而起的一场冤狱。康熙即位后,顾命大臣鳌拜专政,当时杨光先反对使用西洋历算方法,著文指责天主教为邪说,劾耶稣会会士“暗窃正朔之权”,且奏请治罪。1664年,清廷将西洋治历官员下狱治罪,分别拟凌迟处死及斩刑,又将各省传教士押送广州,准备驱逐到澳门,天主教遭禁。后由于太皇太后出面干涉,西洋人获赦,但有些信教的中国官员及监局官员却已被刑。次年,杨光先与南怀仁等各负实测时刻及讨论民历,南怀仁的实测准确,于是西洋传教士的罪名得以平反。1669年,汤若望已去世,南怀仁复任钦天监,各省教士也得以回原地主持教堂。这一次风波,杨光先等人的立场是既反对西法,也反对洋人。双方冲突焦点则是历算的技术,由于西洋历法的确优于当时杨氏主张的旧历法,西洋教士始得有翻案的机会。

    世界文化冲突的显著案例:“礼仪之争”

    康熙自己好学多问,对于西洋历法有兴趣,还亲身经验过西药的功效。当时正有一群学问优良的耶稣会会士来华,包括张诚( Jean 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这些人遂被召侍从讲学。康熙的兴趣甚广,从传教士们学习数学、哲学、化学、机械、地理、天文。这时,是耶稣会会士的学问最为中国皇帝信服的时候!但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礼仪之争”,则是致命的一次打击,天主教传教工作遭禁,西方学术传入中国的渠道也受限制。

    “礼仪之争”可谓世界史文化冲突的显著案例。最初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在转译基督教教义时,借“天”与“主”,合为“天主”,作为基督教至高至上唯一真神的名词,后来又借中国经籍中的“天”与“上帝”,作为神称。早期耶稣会会士,并不禁止华人教徒祭孔祭祖,以为两者并不是宗教行为,毋宁只是纪念的仪式。明末,道明会会士也来华传教,对于耶稣会会士的上述作为有所不满,便向教廷指控耶稣会会士曲解教义。这种修会之间的争执,又因教廷政争,扩大为教廷与欧洲各国诸侯之间的明争暗斗。1704年,教廷命令从此仅用“天主”一词,不得再用“天”与“上帝”的称号,也禁止教徒有祭孔祭祖的仪式。教廷派遣使节来华传达教宗的谕旨,康熙遂命令教士选择:留华传教或是遵从教宗谕旨,后者即被驱逐出境。嗣后教廷多次重申禁令,1773年教廷谕旨解散耶稣会,1775年谕旨送到中国,在华耶稣会解散。康熙晚年正式禁止西方传教工作,由此直至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才开放教禁。

    这一次礼仪之争,在欧州教会诸派系及一般学术界,都引发激烈辩论,讨论的幅度不但在于教义的阐释,也涉及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堪称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甚至因为此,牵动了许多学术界人士对于罗马教廷权威的检讨。在中国方面,由于教廷遣使携来的教宗谕旨,视中国如教廷可以指示的俗世政权。康熙自己及官员都为之十分不满。当然,教廷谕旨禁止祭孔祭祖,触动了中国文化体系的根本,康熙下旨禁教,在中国立场实是别无选择。但是,礼仪之争并未在中国引发学术思想的辩论,与同一事件在欧洲引起的风波大不相同。

    西洋教士来华活动,大都是在社会上层,而且十分贴近政治权力的核心。在利玛窦时代,教士还与中国知识分子多有来往,此后则是以技术方面的专长供职钦天监或是宫廷侍从,教授西方数理科学。同时,清廷入关后,以科举笼络士人,以朱子经义桎梏学术思想。清代文字狱更吓阻学者,不得逾越官学。再加上,中国的学术界鉴于康熙初年历学之争中,受牵连者大多身罹不测之祸,既无机会也无勇气,再投入礼仪之争了。于是,虽然康熙自己对于西学有广泛兴趣,社会大众却并未有机缘承受西学的刺激。

    西洋教士带入中国的事物,大多是实用的知识,即使天文与数学,也是因为历算的功能,始得进入朝廷。在理论学科方面,西学堪称影响甚微。即使在实用知识的领域,例如圆明园的造园艺术与喷泉造景的“水法”,其实只见于皇室宫苑,于民间的影响不大。

    西方历学对中国有重大影晌

    西方科学对中国有长远影响者,一在历法:自从西方历学引入钦天监,虽然中国的历法仍是阴阳合历,但其测算方法全从公历,过去传统测算及元代传入的回回术,均不再使用。自古以来,民间遵用官家的正朔,自有了西法测算,中国人计算时节的历法已相当精准。这一改变,大家习焉不察,其实还是生活中重要事项。

    绘制中国地图是西方学术的一大贡献

    绘制中国地图,当是西方学术在华另一项十分重大的贡献,却颇鲜人知。康熙二十八年,为了中俄谈判,传教士张诚参加谈判工作,康熙始了解地图的重要性。,经过长期规划,购置工具,训练人手及制定标准尺与经线长度,康熙四十七年(1708)传教士白晋等人配合中国人员,开始全国实测工作。十年之后,《皇舆全览图》完工,其涵盖地区包括满洲(即今日东北)、蒙古及内部诸省。这是中国第一幅经过实测编绘的地图,雍正、乾隆两朝又增加了西部地区地图。乾隆时完成了更。为扩大的《乾隆内府舆图》,涵盖地区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北至俄国北海,南至印度洋,其实已是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并不限于清廷统治的疆域。这两幅大地图,又分为许多分图及分省图,不仅是当时地理学的重大成就,也是此后中国绘制地图的母本。

    中国数千年来,帝国是一个天下国家,边界向来相当模糊。I8世纪,中国面对西洋列国,对于自己疆域,应有明晰观念。这两幅地图,为中国界定自己的疆域,是空前大事——这一转变,既确定了中国在世界列国之间的定义,也因有自我国族定位。

    17、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对西方世界造成了冲击

    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于西方世界造成的冲击,可能尤具历史性的意义。耶稣会会士必须时时向欧洲的总部报告在中国、印度等处工作的情形,也缕述当地的见闻,内容又不限于传教事务。1702年开始,巴黎出版了《耶稣会土书简集》的第一集,此后至1743年,共刊印了二十六集。1735年,法国神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从这些书简中,摘取资料,编成有关中国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与博物的《中华帝国全志》共四卷。1776至1814年间,欧洲又有《中国丛刊》十六卷陆续问世。这三大套资料集,涵盖广泛,诚为西方第一次对中国文化与国情的详细介绍。

    欧洲学术界大多与教会有接触,而各处的大学又颇多与教会有关系。因此,欧洲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一个学术性与知识性的社群。耶稣会会士学问渊博,与一般僧侣不同,他们与这些知识分子颇通声气。上述三套大书提供的东方事物,在欧洲激起相当可观的影响,18世纪的欧洲正是教会影响力渐消,世俗国家权力渐长的时代,欧洲的启蒙思想批判封建社会与神权笼罩的文化之时,耶稣会会士介绍的东方文化遂成为伏尔泰( Francois Marie Arouetde 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C.deS.Montesquieu,1689-1755)等人为针砭欧洲现况的借鉴。当然,耶稣会会士在华工作,他们的报告也不无对于东方的溢美之词,于是儒家的理性哲学和人文精神、康熙的勤政好学、中国的科举取士及中国儒生的学者从政,凡此都成为欧洲学者心目中懂憬的圣王哲人与人文理性的榜样。中国工艺产品及艺术风格,与欧洲十分不同,也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批评欧洲工艺的对照。中国的思维方式,例如易卦的排列,启发了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对二进制数学的探讨。欧洲的洛可可艺术,也是在中国艺术影响之下发展出的风格。

    19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评价由赞美变为轻视

    中国风尚固然盛极一时,欧洲学者同时也看到了中国文化有其阴暗的一面。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在颂扬中国文化的理性时,也同时指陈中国皇帝制度的专制。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更明白指陈理想化的中国与实况的中国之间,其实有相当的差距。另一方面,乾隆中期以后的耶稣会会士,事实上已很清楚觇见中华帝国正在败坏,中国的文化也已停滞。于是,在19世纪时,欧洲对于中国的评价,已经由赞美转变为轻视。

    总而言之,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讯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数据,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况,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

    从那一个转变关口,欧洲发展了现代世界的主流文明,中国则还没有觉察世界正在改变,依旧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1792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华,希望建立外交商务关系。乾隆将英国使团,当作海外小国远道朝贡,拒绝英使提出的通商要求。失望的英国使团,并未达成奉使的任务,却看透了中国君主的无知与自大。这一使团中,有一个随行的少年,颇蒙乾隆喜爱。数十年后,这个少年已是英国的议员。在鸦片战争前夕,这位少年时曾来过中国的议员,即明白地表示:中国已经老朽,已经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