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第1 0节  当时的欧洲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当中国沉湎于康乾盛世时,欧洲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到了19世纪中叶,欧洲经过二百年的剧变,已进入近代的世界,其面貌与中古的欧洲截然不同。宗教革命与民族的主体性将欧洲带入新的阶段,教廷的权力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均已过去。英、法、德、俄等后日的列强,凭借民族主义、重商政策、海外扩张与权力斗争,纷纷建立了力量凝聚的近代国家。各国之间,又有不断的纷争。而美国与法国两次大革命,更推出了空前未有的民主政体。

    欧洲启蒙运动留下一串闪亮的名字

    凡此变化,最早可能发轫于17世纪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那一段人类历史上光辉的日子,留下一串闪亮的人名: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斯宾诺莎( Benedictde Spinoza,1632-1677)、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牛顿(SirIsaac Newton,1642-1727),以及前述的伏尔泰、卢梭……他们清明的理性,为人类社会提出许多至今仍有待实现的理想。科学的探讨与实证,代替了过去神学的教条与武断;民约论及法律观念也替代了君权。从此以后,一般平民尝试用选票决定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当然,凡此理想,至今我们依旧还在摸索之中,但至少人类已为自己规划了不同于以暴力与信仰来组织与管理自己群体的方式。

    这一时期,欧洲人从大洋航道发现了海外市场,商业经济取代了过去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从重商主义再走一步,欧洲人发动了工业革命,将生产方式推进崭新的阶段。这一发展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欧洲列强的重商主义与工业生产,又带来帝国主义的扩张,它们致力于占有市场,掠夺资源,分割亚洲、非洲与美洲为殖民地。这一幕人类历史上新兴的暴力活动,也至今尚未终结。

    欧洲西北角四列强

    先从欧洲的西北角说起。荷兰这一个小国,本是以商业活动起家。在明清之际,荷兰的若干贸易公司合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致力于海外贸易——其实是以武力占取航线,并以武力与已纵横四海的西、葡海上力量角逐海上霸权。荷属东印度公司,是一公司组织,由荷兰政府授予海外活动的特权。这种公司组织的模式运作,足以启动全民参与,其动员的力量,远远超过西、葡两强王室能发动的力量。

    荷兰国小人少,不能与后起的英国抗衡。英国也组织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其名称是“伦敦从事东印度贸易诸商家的合伙公司”。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1533-1603)于1600年授予东印度公司在海外开拓的特权,其特权至1833年终止,再将权力交还英国王室与政府。这一模式,正与前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一样,是小资产市民整体投入攫取海外财富的活动。亚当。斯密( Adam Smith,1723-1790)的《国富论》,其论述要旨即是一国全民投注于资本主义开放的市场经济以创造一国的财富。英国由伊丽莎白一世到维多利亚( Victoria,1819-190I),以此原则经营三百年,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在这一时期的中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寻求中国市场的商机,而乾隆与和?为首的军机处却以为中国无所不有,不必与外夷贸易,拒绝了英国通商的要求!

    亚洲三个古老帝国

    当时亚洲有三个疆域广袤的古老帝国,大清帝国居其一,另外两个是中东的奥图曼帝国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克莱武(Robert Clive,1725-1774)运用分化离间的策略,瓦解了莫卧儿帝国,于1773年在印度设立东印度公司派驻统治的印度总督。后来,英王室撤除东印度公司时,维多利亚的头衔多了一条:印度的女皇。奥图曼帝国,则在英国、俄国与德国分头侵略下,终于瓦解为中东许多国家。这些小国家大多仰英国的鼻息,而那一个曾经雄霸中东的大帝国萎缩为土耳其!这些变化,当时的大清帝国蒙然全未察觉,须在19世纪末叶,中国才有维新与革命的志士大声疾呼,告诉大家,中国也将步上莫卧儿与奥图曼帝国的后垒!

    英国内部,在这段期间也同样承受新兴资产阶级的压力。克伦威尔( OliverCromwell,1599-1658)出身小乡绅家庭,其事业不过是房地产经纪人,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居然能领导国会发动革命,拘捕国王查理一世,送国王上断头台。克伦威尔自任护国摄政( 1653-1658),这位卡尔文教派的清教徒,统治英国犹如君主。后来,查理二世复辟,英国国王却从此不能再有过去的权力,权力已属于民选的国会了。

    美国独立革命

    真正的民主革命,是美国的独立革命。1776年,美洲的英属十三处殖民地揭竿起义,发生在康柯德的一声枪声,打响了人类第一次民主革命。1787年,十三州的代表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实现了《民约论》的理想,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并由民选的总统与参、众两个议会,治理这个新兴的联邦共和国。美国革命震惊欧洲,也促成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及其转变

    国大革命( 1789-1799)扰攘十年,群众攻破巴士底监狱,送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上断头台,重演英国革命的一幕。过激的巴黎公社,显示民主革命的民粹化,可以成为暴民非理性的动乱。法国大革命,戏剧性的转变为拿破仑( 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称帝。拿破仑又以其帝国的巨大动力,将法国革命的理想,散播欧洲各处。拿破仑的帝业终于成空,然而民主政治的理念及“拿破仑法典”代表的’理性成文法,则终结了欧洲罗马帝国的王权与教廷的教权。在这一波革命潮之后,接下去是1840年的另一波革命潮,与1919年以后纷纷建立的民族国家,欧洲至此终于脱胎换骨,全面更新为民主政治与列国制度。迄于今日,始再度统合为欧盟的联合体。

    德意志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

    17、18世纪的德国,还只是普鲁士王国。这个以条顿族为主要族群的王国,其国王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选侯。普鲁士1701年建国(1877年改称“德意志”),经过列代整军经武,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其首创的军国民体制,毋宁为日耳曼部落举族皆兵的传统。普鲁士国王佛来特烈克二世(Frederic II,1740-1786在位),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开明专制君主。普鲁士与英国曾连手对抗拿破仑的扩张,但在中东及非洲,英、普两国又是竞争的对手。后来,德国名相俾斯麦( Otto EduardLeopoldvon Bismarck,1815-1898)为德国组织了当时欧洲最有效率的政府,但不是民主政体。当时的德国,相当强调其民族的单纯,自以为是民族国家的典型,同时又自以为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王号是西泽,国徽是十字架。这一国家的兴起,在乾嘉之世,却未为中国熟知,还须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国才察觉有德国的存在。

    若放在民主与君主的政治制度光谱在线,美国与德国当是各据一端。若在这个光谱线上,再加上俄国,则俄国的位置较之德国,更偏于专制的君主集权制。德国有地方绅士的阶层,其性质颇与中国的缙绅士大夫类似,以其地方领袖的身份来平衡国家权力,但俄国的地方大地主,则依附于国家权力。俄国的疆域颇与蒙古金帐汗国的疆域重叠,境内族群繁多,在民族构成方面,至多能号称以斯拉夫族群为主体,难以自诩为单纯的民族国家。俄国东正教的教士,为王权服务,也不能制衡王权。因此,彼得大帝(1689-1725在位)虽然进行大幅改革,使俄国西化,但其本质未变。清廷由图理琛及透过北京“俄罗斯馆”的俄人取得有关俄国的知识,可能使清廷以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形,也与当时的俄国相差不远,未能认识欧洲其他地区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

    美国向世界强国快速成长

    最后一个必须注意的国家是美国。这一崭新的民主共和国,由欧洲移民建立,可说是欧洲的延伸。十三州建国之初,这个新生国家的力量并不足道,但在19世纪初,美国已非吴下阿蒙。路易斯安那购地案(Louisiana Purchase)于1803年成交,美国的领土扩及今日中南方诸州。向西开拓也已开始,中西部广袤的平原从大森林与牧野开拓为大片大片的农田。东岸的纺织工业,将南方的棉花纺成大量布匹,再输出欧洲。南北之间,工业与农业的对立,已存在严重的紧张,不久即爆发美国历史分水岭的南北战争。但是,远隔太平洋的中国人,在美国西岸淘金热潮还未开始时,尚未察觉新大陆上有一座“金山”;19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人,也未能察觉这一新生共和国正在快速地成长,不久将成为世界的强国。当然,当时也不会预知,这一新生共和国的国家模式,为后来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者所向往,并且按照其理念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体。

    19世纪前半的世界,已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全球经济体系。国际贸易,经由长程海路运送商品,将美洲白银带来中国,中国的货品运往欧美。苏伊士运河与巴拿马运河都还未开通,可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欧洲人已在计划如何挖开一条运河,将地中海与红海沟通,以缩短绕航东方的航程。在东方,英国已建设新加坡,控制了印洋与太平洋之间经过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凡此事件,都已是欧洲政客与商人热烈讨论的课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则蒙然不知外面的世界已在急速地迈向资本主义孕育的帝国主义,更未能预见中国将在这一浪潮中,几乎灭顶!

    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清代的中国在自满的沉睡之中

    康、雍、乾、嘉四朝,是清代的鼎盛之时,经济繁荣,人口增加,百姓生活大致安居乐业。中国人耽于逸乐,自居天朝上国,不屑过问域外事务。当时中国人不知道世界的另一边,正在巨大变化,有朝一日,遥远的外夷会压倒中国。清代中国对于外面的知识竟未能在明代中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其中原故,可从两个方面思索: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渊博的学者不少,他们带来了不少有关欧洲事物的知识,中国的士大夫,也有人愿意从他们汲取知识。自从清廷与教廷有礼仪的争执后,清廷约束天主教教士,除了供职内廷与司天监之外,不得有其他活动,中国知识分子因此罕与传教士接触,更不论切磋学问了。同时,教廷与耶稣会之间矛盾日深,后来来华的教士罕有功力深厚的学者。更须注意者,欧洲的许多变化,不论是建立民族国家,还是由启蒙运动引发的种种思潮,其立场都是反对罗马教廷的,天主教教士因其地位,不会以同情的心态,向中国人解释欧洲正在进行中的变化。

    另一方面,明代涉外人员,颇多从西、葡、荷、日的海商活动中汲取域外事物的讯息。清代,由于广州对外贸易是政府特许公行(十三行)的专利,这些涉外的“皇商”,只与粤海关监督及内务府人员接触,不与朝中士大夫来往。皇商坐收丰厚利润,满足于已有的事业,因而少有开拓业务的动机。举例言之,南京布(Nankeen)在海外颇有市场,广州的公行却在采购丝绸之外,从未致力于联系南京布的产销。又举一例,西方外贸航海业,已发展了分担风险的保险制度,西方银行也已发展了抵押货款的制度,中国公行在商言商,未尝不能由外来的西方商人言谈中,听到这些新兴资本丰义的经营方法。然而。中国商贾确实并未得知这些讯鱼,大约是因为公行粤关人员,耽于自满,缺少好奇与敏感,当然也就不会汲取有关西方的知识,更不能将这些知识转输于国人了!于是,正在西方迈步发展时,清代的中国却在自满的沉睡之中。因此,拿破仑才会说,不要惊醒这个沉睡中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