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8、百年蹒跚(公元19世纪中叶一公元20世纪中叶)

第1节   内忧与外患  

 

乾隆后社会由盛而衰

    乾隆六十年(1795),一般以为是清代的盛世,其实正是中国文化活力枯竭,经济实力不进反退的时代。嘉庆、道光两朝,国力捉襟见肘,其时最显著的现象是官吏贪渎,政府施政绩效甚差。川楚白莲教之乱,教众人数不多,而官军疲于奔命,耗时费力居然对付不了并无战斗训练的百姓。清军八旗已不再有作战能力,川楚之乱时是以绿营为官军主力。这一现象,实是清代后期满汉消长的关键。

    另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文官系统,除满八亲贵之外,主要由科举出身的汉人构成。科举制度有其程序性的公平,自古以来罗致了无数才俊入利禄之彀中。然而,科举取士,在儒家经典理论中尊崇朱学为唯一正统,知识分子终生背诵这一钦定的理论系统,其思维模式不免僵化。于是,清代社会上层的文化,其意识形态十分固定,难有调节的空间。少数特立独行之士想逸出樊固,却难以打破这凝固不变的主要结构。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挫败。早在明代,中国经济已进入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又被卷进列国竞争的国际社会。中国第一次面对国际新形势,却是以耻辱为入场的代价!这一经验影响了中国人的心态,从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惘然不知所措达一个世纪之久。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以及“九一八”至“七七”日本大举侵华的抗日之战,共有六次战争。这些外患,规模一次比一次巨大,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也一次比一次严重。相应于外患,中国也不断经历内争:太平天国、捻军、庚子义和团、辛亥革命、十余年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北伐等。这些内外变乱,以时间前后排列,都有内外事故之间的呼应关系,一次外患之后,立即有一次内战,后者似乎是由前者引发的症候。

    雅片战争以来中国挫败连连

    鸦片战争是中国第一次挫败。早在此役之前二十年,清廷已讨论鸦片之害,也下令禁烟。林则徐奉命查禁鸦片,其外交交涉与防御军务均有相当周详的措施。然而,清廷并未因此而有全国性的整体规划。此后,英军以少数兵力,在广州交涉不成,转航北上,纵横于中国沿海,竟如入无人之境。固然中国军队武器不如人,但鸦片战争失败的关键还是在于政府缺乏相互呼应的机制,官民城乡之间也缺少沟通与联系。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国家,因为已没有可以动员的机制,也没有认知敌我情况的讯息。中国是一个已经解体溃散的社会,不堪外来一击了。

    一个社会的解体,反映这一群体没有了凝聚的共同意识。明代后期颇有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明亡前后,有识之士更对中国文化有过深入的反思。但在清代康、雍之后;一方面思想定于一尊,另一方面繁琐学风占尽知识资源,再加上经济繁荣、生活逸乐,少有人能深刻地思考根本问题。于是,中国只剩下一个依靠习惯反射神经维持的肢体,却没有主导神经中枢的思维能力。

    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对于上述挫败的反应。洪秀全等人,身处广州附近,对西方列强有一定的认识,也注意到西方文化中宗教意识的重要性,于是他们揭橥的主张,竟以“拜上帝”为号召!然而,他们的组织仍自囿于中国传统民间宗教团体的特性,又因当时社会上层与下层已有相当的隔绝,是以太平天国运动呈现了无法提升其境界的局限性,其精神资源不能与中国文化交融,其人力资源不能超越两广人口,也不能吸纳知识分子参加,反而激发了曾国藩、左宗棠组织以乡绅为核心的湘军,以捍卫儒家文化为号召,终于击败了太平天国。

    义和团运动是另一模式。西方传教士随着炮舰进入中国,不以教义赢得群众的信仰,而是以武力为后盾,以经济力量为支援。传教士的传教工作,引发了无数“教案”,最后民间反帝情绪高涨,汇聚为义和团运动。同时,前述政治组织的僵化与社会的解体,全国没有整体性,以致东南各省自保,各地士绅也自保。清廷对于外敌内乱,无法启动足以抵抗的资源与机制。

    中国自海疆败于西方,痛感西方火器的威力,于是朝野都以为当前要务即为建立船坚炮利的国防力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太平天国之役中,学到了使用火器的实战经验,当时自强运动遂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可是,建设现代海陆军及国防工业的努力,经不起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二役的考验,中国南、北两洋舰队在实战中损失殆尽。痛定思痛,有识之士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领悟到国家的实力不能仅靠坚甲利兵,更须有国族精神的凝聚及配套的制度。因此,戊戌变法以维新为自强的途径,而此后梁启超的新民之说,要旨则在鼓吹新国家的新国民。

    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

    辛亥革命是人心思变的爆发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若单纯在于驱逐满洲人,未必能超越太平天国。他的民权思想,能与黄宗羲等人的反思相应,民生的主张也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平均主义相应。民族主义的诉求,则触动当时全民悲愤的心弦,成为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原因。民族国家的理念,发生于欧洲,是当时各族对天主教教廷体制的反动。中国皇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中国革命则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自此以来,中国建构国族的工作,遂不能脱离民族主义了。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仓卒立国,数千年的皇帝制度从此终结,但是共和国体制并未落实,列强欺凌中国,仍旧咄咄逼人。支离破碎的中国居然没有亡国,也还是仰仗“民族主义”,甚至大小军阀即使彼此攻伐,却也不敢冒天下大不韪而引外敌侵略中国。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对抗北洋。孙氏崎岖海隅,无所依恃,却仍能号召全国,其实即是因为他的理念正是“民族主义”与建国理想,是中国当时救亡图存希望。这一情势,使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三支力量,愿意与蒋介石合作,使北洋集团无力对抗,也使张学良挈东北归顺。

    抗战八年炼铸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

    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步步进逼,企图将中国一块一块吞下。但是,日本压力愈大,危机之下的中国救亡图存之心愈切。1937年开始的八年抗战,备极艰辛:中国准备未足,受忍无可忍的民气所逼仓卒应战。上海一役,在三个月内精锐之师均已拼完,新创的空军也折损殆尽。此时,全民一心,一些地方军阀,也开始支持抗战。开战之后第二年,战况即入胶着状态,双方拼的是耐力。中国国力不足,全仗地大人众,坚持了八年!中国折损兵员数百万人,包括将级军官100余人;平民死于炮火轰炸者及因为逃亡而死于饥馑疾病者,不下3000万人。

    这一次大战,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国族意识。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中国本是“天下国家”,在“中国”观念的普世秩序下,曾包含许多族群。中国固然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但其中也容纳了许多地方性的差异。20世纪的中国国族,竟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由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时即已开始。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经过长征,已在延安建立了根据地。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兵变,抓捕蒋介石,以民族大义为号召,促成国共共同抗日。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不断壮大。同时,中国共产党因为以农村为根据地,学到了动员农村力量的经验,将国际性的共产主义本土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的重要因素。毛泽东于1949年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那是一个经过百年炼铸的诉求,其威力莫可与京!

    中国的儒家天下,是一个普世秩序。自从秦汉帝国以来,“中国”概念必须容纳东亚这片大地上许多族群的文化。汉代的五帝系列,将各族收纳在一个可以串联的谱系,而以黄帝为统摄许多族群的祖先。这一个建构的血统谱系,遂成为清末章太炎等人用以代替清室年号的黄帝纪元。今日,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近古诸族为了摆脱天主教秩序,而各自建构祖源的方向背道而驰。于是,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

    这一系列的转变,其演变的轨迹是:每次外来的侵侮,即引发内在的反应,一步一步由寻求实质的船坚炮利,走向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再从民族国家的理念演变成孙中山的多元秩序。从此,中国不必再完全套用西方狭窄的族群观念(如日耳曼人的德国),也不必藉助信仰以笼罩诸族(如天主教的公教秩序),更不必以选民自居而排他(如犹太民族主义)。这是一条可以与今日“全球化”接轨的途径,也是一条还可继续开展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