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8、百年蹒跚(公元19世纪中叶一公元20世纪中叶)

第2节 中国近代经济的改变  

 

鸦片战争,是英国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鸦片贸易、购买中国产品的偿付问题,掀起的一场战争。本书第七章已经讨论过,新大陆的白银经过大洋航道贸易运来中国,使中国有长期国际贸易的巨额顺差,促成中国沿海的经济繁荣。在嘉庆、道光年间,世界各处白银短缺,英国更因没有南美的殖民地,尤其缺银,鸦片贸易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支付中国货款的一项手段。

    从巨额顺差到巨额逆差

    对中国而言,白银短缺,已导致通货不足,经济萎缩,而鸦片又不能代替白银作为通货。是以,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害,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毒性,也害及当时中国的经济,使中国从贸易顺差一变为逆差。据魏源的观察,1847年外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不包括鸦片,价值2000余万元,而中国外销货品,价值将近3600万元,如没有鸦片的输入,中国还有巨额顺差。后来的贸易,从海关数字看,光绪四年(1878)以后已无顺差,自此到甲午战争,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每年至少逆差数千万。

    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自古以来,农业作物及农舍手工业的产品,是中国市场经济之所寄托。凡此产品,经过农村市集,一级一级地集散与转销,达到全国各地的消费者。这样—个市场网络,是中国资源与财富流通的渠道。中国幅员广大,拥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仅仗区间互济,即能有效运作。举例言之,江南的丝茧,经过牙行委托的人员在农村收购,集中在四乡八镇,然后由城市牙行大宗出售给来江南收购的丝商,运往别处。农村的农舍工业,也可以将茧缫丝纺织,甚至织成一般水平的丝帛绸料,供给城市的作坊加工,再运销全国其他地区。上述程序反向操作,则是以湖广的粮食或农产加工品,由农村经过乡镇,再经过城市集中,贩来江南,供应江南农村。凡此逐级集中再分散的产购运销机制,将中国各地的产品,有无相通,联结为一个巨大的市场网络。自从汉代以来,这一网络已经成形。明清市场经济发达,这一网络机制的运作,相当顺畅。晋帮票号、宁波钱庄及徽帮商人,都是在全国交换网络运作中,操持融资周转,谋取厚利。甚至江南的仓厅(米粮仓库)及大型茧行,不只是操作储存与收购的业务,也从借贷与垫付行为中,发挥融资周转的功能,从而促进产品在网络上的流通,以致财富在全国能流转与再分配。

    ”男耕女织”受到巨大挑战

    19世纪,经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经济网络承受了严重的外力干预。1840年以后,鸦片贸易的数字,踞中英贸易的首位达二十年之久。此后又接续了欧洲产业革命的效应,大量机器生产的货品,运销中国,以其价廉物美排挤了中国的传统产品。中国农舍工业的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织布纺纱、农产加工品(腌制食物)、竹木器,及许多家用消费品。其中,尤以纺织品及衣服、鞋类最为重要。“男耕女织”,即反映农村产业的分工。农村副产品的市场收入,在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结构中,占了不小的比例。欧洲产业革命,第一波产业恰是纺织业,洋布、洋呢,以至洋伞、皮鞋、洋烛、衣扣都代替了土产品。“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土布贵,洋布便宜;土布没人要,饿倒了哥哥嫂嫂”,这一歌谣形容的情况,也正是费孝通《江村经济》报告中的农村凋敝。

    1914至1919年的欧战,使许多西方货品不再运销中国。中国人自己发展了本土的轻工业,例如:纺纱厂、面粉厂、火柴厂、肥皂厂、小型机械造制厂……这些工厂都集中在沿海通商口岸附近,不在内地。于是,内地农村依旧不能分润新兴工业的财富。不论财富是流向海外,还是留在沿海城市,农村的一般农户缺少了副产品收入,单靠耕种小面积农庄的收获,无法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

    经济命脉破裂导致财富外流

    现代交通路线,铁路与公路皆能快速运输大量货物,直接联结沿线城市。于是,广大农村的传统市场系统,原本是一个笼罩“点”与“面”的网络,遂为“线”形的铁路、公路与水运航路切断割裂。当然,在现代交通路线尚未渗透的内陆地区,传统的市场网还可存在,只是全国的大网破裂,不但导致国家财富因为外贸逆差的漏卮而不断流失,也使国内财富的流转发生偏差,不能经过区间贸易,将财富不断重分配于各地区。任何国家本来就不免有区域的贫富不均,但这一巨大网络的破裂,导致中国从此沿海地区富足,内陆及偏远地区长沦贫穷。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更为显著。总体言之,中国外贸逆差,流失的财富,因此再无补偿。

    清未民初,中国的几条铁路都借了外债;沿内河航运的轮船,也都是外商经营(如太古、怡和、汉清)。中国交通干道的控制,沦于外人手中,运费利润也成为中国财富的另一漏卮,而中国传统道路网上的车、船、马、轿、脚力、旅舍……种种产业的从业人员,无不失业,中国内地运输业为之萧条。中国传统市场网络,与各地转运息息相关,运输业衰落,则交通路线也就支离破碎,只剩小地区的当地交通与运输功能了。巨大市场网络解体,在内陆还可见其残余的遗痕。上世纪30年代,杨庆?调查邹平地区的市场结构,该地仍有定期的市集,农村居民在当地市集出售产品、购买日用品及若干农舍手工业的原料。这一个地区性的网络,涵盖一个县区以上的地域。4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调查四川市集活动,报告当地市场有农村市集、镇市、城市,以至区域中心,至少四个层次的网络系统。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沿海城市及主要水陆交通路线,内地不再有对外通道,实质上又回到力求自给自足的国内贸易,上述多层级的货品集散网络恢复其功能。西南各省,原有“赶集”的活动,在抗战期间也恢复了。敌后的游击队区,被日本军队巡守的公路、铁路隔绝为一个一个相当封闭的地区,区内物资的流通周转,又回到上述的多层经济网络,只是不再能与当地之外的其他地区联系成旧日全国性的巨网。中国传统经济的市场网络,并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也同时具有人才与讯息流转的功能。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小圈子是生活共同体,为上述人才与讯息之所始所终。19世纪中叶以后,全国大网络逐渐蜕变,而那些生活共同体,仍以不同面貌继续存在,数十个到成百个自然村,组合为一个多功能地缘团体:在晋陕为分配水资源的组织,在台湾南部是共享灌溉渠道的水利组合,在闽南为维持运销瓷器与土产品的供销市场,在北方是关帝或龙王祭祀圈,在客家地区是练武与自卫的村落联盟……这些功能,其实还是重叠的。在中国西南部十日赶场的圈子,犹保留其最初市集网的模式。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终于还是一步一步蜕变,广大农村农业与农舍手工业为基础的国内资源流失了。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更大的世界经济网络,西方产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此渗入中国,其影响所及,先是沿海口岸,然后是内陆大城市。台湾在日据以后,农村劳动力为日资的农产加工业(如制糖业)吸收,资本主义株式会社的长臂伸入家户。另一方面,在日本政府所持“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下,台湾稻米生产仍是农村主流。但是水利、施肥、育种、除虫……等改革农业的措施,又将政府的干预伸入农村。至于民间多功能的生活共同体,则仍是以“祭祀圈”、“水利圈”与“民防圈”(如六堆)继续维持其多功能的社会基层单元。

    改变中国经济形态的因素:交通与现代工业生产

    近代中国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其最初发轫点,自然是舶来商品侵入中国市场。其他改变中国经济形态的因素,一是交通道路设施,一是现代工厂的生产。两者都由引入外资开始,再逐渐有中国自己的延伸发展。先说交通设施的发展。19世纪,中国开放口岸以后,正值世界各处都有修筑铁路的热潮。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或借外资,或以自资,中国东半边先后修筑南北向和东西向的铁路若干条,亦即今日的津沪、平汉、粤汉、陇海、京太、浙赣……等线。铁路加上长江、珠江等几个流域的内河航运及沿海航运,联系了中国东半部几个地理区域。这些长程交通路线,以其巨大运输量,构成另一经济网络,国内区间物资交流与国际贸易的交流,遂使中国经济市场改成以几个大都会区为集散中心,而这一经济运输供销的商品种类与前大不相同。较之传统经济,近代经济体的内容复杂多元,也丰富多了。

    第二项变化则是与上述变化相应的工业生产。中国近代工业,最早为清末发展的国防工业,江南、福建、湖北各处的造船厂与军械厂带动了中国第一波的工业建设。虽然这些工业的规模不小,后来却难以为继,未有后续的发展。生产民生消费品的轻工业,则成为中国工业化的主要部分,面粉厂、纺纱厂、火柴厂、电力厂、机械制造厂、化工厂、农产加工厂……先是外资经营,继之中国官民资本投入,纷纷出现于长江三角洲、京津地区、武汉地区、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等地。1914至1919年欧战期间,外资停顿,中国民间投资的轻工业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些工业,论其规模,在世界市场上,其实不大,但是中国经济的形态与内容,则因之大为改变。五六个都会区成为中国工业生产基地,代替了过去农舍工业的农村基地。

    虽然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规模与水平,于当时世界,均不过尔尔,然而凡此变化对中国造成的冲击则是十分深刻,也是不能逆转的。中国的经济呈现断裂,内陆与沿海、农村与都市、农业和工业三个层面,均裂解成为两个生产与销售体系。沿海工业都市的经济,逐渐延展进入内地,然而其溢入的速度,其实是相当缓慢的。在内陆腹地及大都会区之间的地区,传统经济形态仍持续存在。

    1937至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传统经济形态的市场网络,又在内地及游击区再度发挥其功能,维持了中国抗战的耐力;另一方面,由沿海迁入内地的千百家“迁川工厂”,在西南重新装配,投入生产。这些残破的工厂,为中国内地的工业奠定了基础。因此,八年抗战,竟意外促进了沿海工业延展内地的效应,为以后的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