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第3节教育制度的改变 

 

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在军事方面,节节失败。即使清廷冥顽不灵,还是必须改弦更张,尽力对付。1862年,清廷开办了京师同文馆,次年在上海设广方言馆,又次年在广州设同文馆,凡此学校都为了训练通晓西文的人才。清廷在1867年设立马尾船政学堂,1869年在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训练工学人才。嗣后,又在各处设立军事学校及专业学校,目的则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中国在1 870年以后有了传授西方学术的学校

    京师同文馆以语文训练为主,希望有自己的外交交涉与翻译西文资料的人才。但是,李鸿章所见较远,主张除了语文之外,学生还应学习推算、格致及制器之学,亦即数学、天文、物理等学科,庶几由此培养科技人才,以为制造西方轮船火器等物。李鸿章计划于同文馆内设立“科学馆”这一新学校,但在大学士倭仁诸人反对之下,未能成功。然而。同文馆仍先后增加了数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课程。由于有了这些措施,中国在1870年开始有了传授西方学术的学校。此后,许多军事学校,尤其海军学校有数学、机械、物理、地理等课程,形成另一股传授新知识的力量。

    1874年,唐廷枢、徐寿等人创办的格致书院,其考试包括天文、算学、医学、制造、化学、兵器与地质等,范围已经不限于学习西方技艺而已。同时,西人教会在华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为例,先设西学、国学和神学,后来分别在文学、理学、医学、神学四个学院,开设西语、数学(代数和微积分)、格致、天文、化学、金学(即今日的力学)、地学、航海诸项课程。天津的中西学堂,则开授工学、西学、矿学、机械、法律诸科。这些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传授的学科,已俨然后日一般文、法、理、工、医的课程,其关涉学问已不限于国防工业及涉外事务。

    1895年,清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分设经学、文学、法政、商学、农学、格致、工学七科。有些省份也设立大学堂,如湖北两湖学堂(1902),分设经学、史学、算学、理化、法律、财政、兵事诸科。官立大学与前述私立及教会学校相比,仅多了“经学”一项。1912年,蔡元培创立新学制,大学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1917年,蔡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改制的北京大学校长,则专设文、理两院,北大竞没有工、商、医、农四个应用科学的学问。

    学校教育成为主流,学生知识水平上乘

    从以上发展可以觇见,中国的高等教育只花了一个世代,即已从狭窄的国防与外交取向,改变为与西方大学相同的教育制度。当时全国各处,大学、高等学校及各各种工商法政医科等专科学校纷纷涌现,至1909年,全国已有123所官办高等教育单位,学生总数2..2万余人。这一数字,已超过全国举人以上有科名的人数。中小学及师范学校,在1907年时,全国有学校3万余所,学生总数100余万人。再加上外国教会也在华办学,19世纪末叶,圣约翰、燕京、金陵、辅仁诸校的前身,均已成立。教会所办大、中、小学校,全国已超过1000余所,学生人数二三万人。以上清末新办学校及其学生数字,到了民国时期,持续成长。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现代教育突飞猛进,公私立及外国教会设立的各级学校,增加十余倍,学生人数增加更多。抗战前夕,大学在校学生即达10多万人。自从1905年科举废止,学校教育遂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主流。

    新学制的学校课程,本是由西方移植而来,在经学一门消失后,新制的高等教育已与中国传统的旧学失去关系。中小学的课程都是为了升学而设。高教完全“洋化”了,中小学亦随之“洋化”。小学启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所谓的“三百千千”,一变而为“人、手、尺”,再变而为“小狗叫,小猫跳”。中学的课程,国、英、数、理、化、史、地……其课本均以现代知识编制。这样一个教育体系,是从西方教育思想孕育,也以西方教材为蓝本。教会学校的教材,往往直接由外国移植,甚至还以外文教学,以江南的一所中学为例:其英文课本是印度出版的英国教科书,化学、数学是美国出版的大代数与解析几何,生物学是美国出版的生物学概论……学生修习诸科目中,至少三分之一为英文课本。

    如此教学方式训练出的学生,其知识水平,在西方国家也属上乘。但是,一个高中毕业生,在中国的内地农村却不仅无用武之地,而且还可能有严重的疏离感。凡此学生,只能在沿海大城市生活,已不能再回到内地的故乡。研究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中国教育的学者,都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内地与沿海、农村与城市,其实已经断裂为两个世界。内地农村的中国,已失去了这些受过近代学校教育培训的子弟。在20世纪前半,中国学校的分布大致是:乡镇有小学;县城有中学;省会有高中、专科、师范,甚至是大学;大城市有大学;平、津、沪、宁有最好的大学。循此阶层,小学毕业生不再回到村落,中学毕业生不再回到乡镇,专科以上学生不再回到县城,大学生不再回到原籍的省份,学成归国的学生更是群聚在四五个大都市。

    知识分子与故乡本土疏离的现象

    回顾传统的科举制度,中秀才的仍在原来乡村,举人大多在家乡县城,出仕的官员退休离职后,不仅回到本籍,大多还回到老家。受过教育的人才,仍以故乡为归属之地。这些地方精英,在家乡是领导者,他们彼此之间又有庞大绵密的网络,保持联系,交换讯息。最足以说明的例证,当是曾国藩等湖南士绅,他们在本籍一呼百应,彼此声息相通,遂能以湖南一隅的人才组织为湘军。辛亥革命前后,各省各县的士绅,纷纷主张立宪,终于响应革命,此事亦足以显示地方精英群能够发挥的功能。

    近代教育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与故乡本土疏离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之事。波兰与俄国在向西欧学习时,也曾有过同样的现象,英文“intelligentsia"'词,即指上述的东欧知识分子。印度在“英国化”的过程中,也有大批失落无根的知识分子。不过,中国太大了,整个中国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上述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断裂的情形,至今依然存在。受过教育的人口,在沿海及城市工作,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内地乡村人才流失,导致内地乡村的人才荒一颇像肥沃土壤流失后,土地贫瘠。

    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一方面,不能因为恋恋本土而停住脚步;另一方面,内地乡村的荒芜与贫穷又急待改进。抗战以前,有些内地地区,努力建设本土(例如广西、山西、豫西),但是绩效不彰。抗战期间,一些地区在封闭的状况下,外来的领导者也尝试重建当地的经济与秩序,但这些一度自给自足的地区,一旦在战后与外面接触,依旧又为沿海城市挤在边缘。也许有待沿海城市的变化,扩散其效应,以致“内地”与“乡村”都相对地逐步减缩,这一两难之局方有解决的希望。

    中国近代教育有成功的一面

    若从近代教育成功的一面言,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拥有两三个世代的优秀人力资源。在学术与教育界,中国已有几所相当优良的大学与研究所,作育下一代英才。中国第一流大学的学生,出国在欧美最优良的学府深造或教学研究,都不逊于当地最优秀的学者。近代的学术研究,已在中国生根。中国的研究与研究机构,为数不多,却也已颇具水平。有几门学科,例如考古学、地质学、数学,中国学者在国际间已卓有成就。

    在中国工业化的途径上,近代教育已为中国培训了不少够格的专业技术人才。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中国建筑铁路与港口还须仰仗外籍工程师;在20世纪中叶,中国的建设人才已不假外求。同样的,在冶炼、机械、化工、纺织等制造业,中国学校训练的技术人员,已完全可以操作自如。例如,侯德榜(1890-1974)这样的人才,自创了侯氏制碱的方法,获得国际同行尊敬,并开创了中国自己的化工企业。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南京的国民政府罗致不少留学生为高级人员,也创设了不少大学,训练中层干部。这一批有现代化知识的人员,组织了一个崭新的行政机器,其质量与世界别处的政府相埒。在国府十年建设期间,中国有了统一的货币及中央银行,税赋制度也日趋健全。资源委员会拥有一批十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寻找矿藏,整理河川,建立了工业体系,使上游下游的企业得以整合,以致在短短不足十年之内,中国有所准备,得以应付即将爆发的抗战。抗战军兴,数百家沿海地区的工厂,拆卸设备,迁入内地。凡此成就,都是由于中国曾花了半个世纪,建立了一个优质的近代教育体系,虽然其规模还不够用,却已能发挥一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