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8、百年蹒跚(公元19世纪中叶一公元20世纪中叶)

  第4节  近代中国的武化现象

 

中国历史上,汉末三国与残唐五代是武人的时代,不仅军阀割据自雄,而且国家权力全由武人掌握,为时都超过一个世纪。近代中国,也是一个武化的时代。从太平天国湘军崛起至二十世纪中叶,为时也有一个世纪。

    湘军崛起为起点

    此处所谓的“武化”,意指军人(包括由文人转任的将领)以武装力量取得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并且逐步攫取经济资源,主宰部分,甚至整个国家的权力。近代中国当是由湘军崛起为其起点。

    清人入关,以武力征服,其武装力量在满洲部落制。满汉蒙古八旗不过20余万人,但全族皆兵,全族也都是中国的统治阶层。这是部族的武化。至康熙年间经营北疆时,八旗还是作战主力,汉人不过是陪角。乾隆时期,八旗子弟耽于逸乐,已不能不以汉人的绿营为军队主力,当时几次大征战,无不以满族亲贵功勋指挥绿营兵将。嘉庆道光以后,则汉人将领已是作战的主角了。

    太平天国起事,风起云涌,由广西席卷北上。清廷官兵,只有蹑从,不能阻挡。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以在乡文人,一无凭借,居然能号召乡人组织湘军,与太平军周旋千里,最后竟以民间“练勇”平伏了太平天国。这一次武装运动,颇有前所未有的特色:一则,湘军之起,全由民间主动,清廷官军只是配合行动。湘军的营制、训练、补充,全由曾、左等人自己规划操作。各级将领不从常备军中调来,全由湘军领导人物邀约亲友门生担任。将帅之间均以私谊联系,不属政府军令部勒。二则,湘军粮饷,除了初起时接受官文、胡林翼等地方官员的支持,后来全由自己筹办。军械后勤,也一概自己办理。三则,湘军将领在作战行军时期,由清廷畀以地方封疆大吏的名位,有动员当地资源的权力。

    平定太平天国后,湘军、淮军将领纷纷出任东南督抚,彼此呼应,宛然一方诸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东南督抚竟能联省自保,不受朝廷指挥。清末,积极从事自强运动之督抚,也不外湘军及后起淮军的领袖。他们能拥有庞大的自主权,即在于湘、淮两系军事力量已掌握了足够的权力,并以此权力动员外省资源,不必仰仗中央的授权。

    湘军初起,编制为“营”,每个营先是以五百人为常,由营官自己发动乡民参加。曾国藩率领门生子弟十余人,组织十余营,全军也不过数千之众。湘军与太平军缠斗,自湘南沿江东下,战线拉长,军队也随之扩大,到战争晚期,湘军遍布长江中下游,人数多达30余万人。再加上左宗棠在浙江及李鸿章在江苏的队伍,这一以湘军为主的武装力量竟不下50万之众。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曾国藩解散大部分湘军,但李鸿章组织的淮军继起而为主力,左宗棠又以一部分老湘军,组织西征新疆的队伍。这一系统的力量,仍不下二三十万人,分布地区则更扩大,北至直隶,西至陕甘新疆,南及东南、华南各省。甚至台湾也有刘铭传携来的淮军,而“台勇”则是附属于湘、淮军的台湾民兵,曾由台中林文察、林朝栋父子率领,在大陆作战。

    湘军筹饷的方法有二途:一是在交通要道设卡收取商贩的厘金;另一项目的收入,则是朝廷授权出售空白札状,以官职名衔博取捐输,实际上即是“卖官”。此外,军队在驻地强征勒捐,取给于民,即使未获政府许可,也公然为之。湘军与淮军系统的督抚,运用这些不在政府正常税收之内的财源,启动了自强运动的建设:江南制造局、马尾船厂,以及各地的电灯厂、电报局、轮船公司、铁路等,中国进行了第一波工业化。同时,这一系统的曾、左、李等“名臣”,扩大自己的地盘,也扩大了手中握有的权力。凡此事业,其实都从湘军几千乡勇的武装力量增长蔓衍而来。

    曾、左、李诸人之后,张之洞与袁世凯等人的势力崛起。张之洞以湖北为基地,编练了新军,人数不下七八万人,再配合汉阳铁厂、兵工厂及各种新学校,长江中游俨然是江南、华南之外,另一新政基地。湖北新军,后来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

    袁世凯与诸军阀拥兵自重

    袁世凯的势力,更是完全建立于军事实力。他奉命在小站编练新军,后来又以直隶总督身份,扩大自己的军队,编成的北洋六镇,兵力不下10万,是京畿附近最现代化的军队。袁世凯配合以天津为中心的各种实业及农场,手上掌握了当时北方最强大的实力,在清廷对他猜忌之时,他以退为进,回河南原籍“养病”。然而,武昌新军起义革命,清廷指挥不动北洋新军,还是必须找他出山。藉此时机,袁世凯逼清室逊位,再以手握之重兵攫取民国总统,最后又窃国称帝。凡此种种翻云覆雨的手段,其实都凭借那一支效忠于他的北洋军。

    袁氏称帝不成,愤懑而终,北洋集团并未解散。北洋将领冯国璋、段祺瑞、曹琨之徒,在外为督军巡察使,在京则争夺元首位置。民国初年,军阀夺权,扰攘十余年。北洋一系,在各省都有分支,各自不断扩充军队,其衍生的军力,人数不下五六十万,俨然近代民国最大的军事集团。北洋一系,又分化为皖、直诸系,彼此争衡。第二代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分别盘踞华北、华中、东南,同样是倚恃武力盗窃国柄,统治中国核心的大部领土达十余年之久。

    北洋之外,东北张作霖握有的奉军,军力逾10万,与北洋直系争夺政权,两度入关,据有中央,号令四方。奉张在东北发展武力,不仅有陆军,还拥有一支小型海军及若干飞机。奉军的沈阳兵工厂,在当时规模最大,其他的工业力量也十分雄厚。张作霖以此实力,在北洋皖系与孙中山的南方政权之间,左右逢源。他身死皇姑屯,“少帅”张学良归顺蒋介石,遂使蒋氏能瓦解当时的敌对力量,一举统一中国。山西阎锡山,依恃山西表里山河、易守难攻的地形,闭关自守数十年。阎氏拥兵不下10万,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由北方径袭北京,嗣后又联络桂系李宗仁、西北军冯玉祥,发动反蒋的中原之役。中原之役失败后,阎氏又退回山西。在抗战期间,阎氏依违国共与日伪之间。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巡防营的力量,据有广西,继承旧日桂军的势力,挽广东上游,雄据西南。他们与蒋介石并肩北伐,建立功勋,但后来又与冯、阎联合反蒋。抗战期间,桂系部队是第五战区主力,守住川江大门,但仍以广西为基地。这一支武力,也有数十万之众。冯玉祥出身行伍,先在北洋军为中级军官,后来收编胡景翼部队,独树一帜。他一生敌友更迭,屡次反复,转战各地,没有固定的地盘,最后方以西北为基地。冯氏拥兵,最多时亦有20余万众,但其势力大起大落,并不稳定。北伐时,冯为蒋介石盟军,但北伐之后联阎锡山反蒋,又弃阎就蒋。然而,冯氏仍是当时一股不容忽视的武力。

    国民党武装力量

    孙中山于袁世凯称帝后,在南方组织政府,但因无自己的武力,依靠桂、粤、滇i军支持,常受挟制。孙氏遂取得苏俄援助,成立黄埔军校,委任蒋介石担任校长,以五千支步枪起家,组织了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蒋氏以此为基础,扩张为国民革命军,东征陈炯明后,旋即北伐,完成统一大业。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效忠蒋氏。定都南京时,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拥兵数十万,成为中国核心部分的统治者。北洋瓦解,蒋氏在国民政府,长期保有“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掌握军权。国军即是党军,而党军又效忠蒋氏,形同私人部属——这是蒋氏独裁体制的资本,国民党元老都不得不对他俯酋服从。

    孙中山开府南方,赤手空拳,凭借着国人对革命的期盼及其个人威望,虽可号召四方,终是寄人篱下,无法开展。蒋氏在国民党中,本无声望,但以黄埔军校,遂翻飞不可复制。蒋氏的发迹,充分显示武力的效应。北伐之后,各方军事领袖曾会议整编全国军力,蒋氏所提方案是缩编全国兵力为80万人,但未得实力人土支持,而且蒋氏志在保留自己实力,减缩其他部队,遂引起各方对蒋氏不满,爆发为中原大战。冯、阎、李三派合力反蒋,双方投入之兵力,不下百万之众。这一数字,还未包括力量较小的若干地方军队,例如四川境内各占“防区”的军阀。当时,中国各处武装力量的总数应在150万人以上。

    国民党军队于八年抗战的第一阶段,以血肉硬拼,在淞沪、徐州、武汉、台儿庄诸役,精锐尽失。武汉失守后,师劳兵疲,弹尽援绝,然而仍缠斗不止。八年抗战,军队伤亡不下300万,则经常维持的军力应不下三四百万人。因此,在抗战期间,全中国不同政权的武装兵员人数,当有七八百万之数。在中国历史上,这样规模的武装力量,应是空前的。抗战期间,日本扶植的伪政权有“满洲国”、北京的维新政权及南京的汪精卫政权,三者各拥有武力。其中东北“满洲国”的兵力最大,战争结束时,号称有40万之众。

    总而言之,中国从太平天国战争以来,一步一步走向“军事化”,不仅军事人口逐渐增加,而且谁掌握了武力,谁就能攫取经济资源及政治权力。即使发展实业与教育,也必须在军事化的环境下始得有建设的机会。一百年来,中国长期战争,国土分裂,全国资源分散,国家积弱不能振作,然而刘铭传在台湾、张謇在南通、卢作孚在北碚,都以有限的地方资源推动地方建设,在一个时期内有所建树。凡此,皆可觇见中国在分合之际的韧性。

    但庞大的武力,终究是人力物力的浪费。中国百年来建设不如人意,其中有相当程度是由于耗费巨资于维持武装力量。中国近代,其实是以武力“强制”的时代,居然藉此手段还维持了百年之久,而未为外人吞灭。此是历史的吊诡,其实并不是预定的,更不是预知的,也不应以此为理由,支持“武化”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