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8、百年蹒跚(公元19世纪中叶一公元20世纪中叶)

 第5节  都会文化的勃兴  

 

大都会除了南北二京,都是因国际贸易而勃兴

    19、20世纪,今天中国的著名都市逐渐涌现。第一级的大都会是上海,独自一级,无可伦比。次一级的则是北京、天津、南京、沈阳、广州、武汉、厦门、青岛。第三级是重庆、西安、哈尔滨、昆明、福州、宁波、太原……等。真正可称为大都会的城市,只有第一级与第二级,至于第三级的城市,都是大都市外围的区域中心。

    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大都会,唐代的长安、洛阳、扬州,宋元两代的汴梁、杭州、广州、泉州,明清两代的南北两京,都算得上是当时世界级的都会,人口众多,商业兴盛,与同时代欧洲与中东的都会相比,全不逊色。这些历史上的大都市,大多或是政治中心,或与国际贸易有关。至于一般区域性中心的城市,则几乎均是政治性功能为主,兼具一些商业功能。

    19、20世纪的大都会,除了南北两京,都是因国际贸易而勃兴。上海、天津与武汉,原来不过是小城镇,其勃然兴起成为重要都会,全因为它们是通商口岸。上海是尤为特出的个例:它原是一海隅县城,因缘时会,竟一跃而握中国都市的牛耳,堪称时代异数。

    19、20世纪的国际贸易,其性质与传统的中外通商不同。过去中外贸易,来华外商都是商贾。清代晚期,西方崛起,中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武力胁迫下,开埠与外国贸易。西方世界挟其产业革命的生产优势,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大经济力量,置中国于下风。西方势力排山倒海而来,切入中国的缺口就是这些开辟为商埠的口岸。于是,这些口岸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将其接受的外来影响,转输于中国内地,范围包括:商品、产业、制度与理念。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脱胎换骨,这些通商口岸的大都会,毋宁是输血送药的输送口。

    都市两重属性使外商拥有掠夺中国财富的特权

    上海、天津、广州、武汉、厦门,都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外人集居地(如厦门的鼓浪屿)。在这些都市的租界地区,中国官府权力所不及。最庞大的上海租界,包括英、法、日人的居住区,占地广袤,外人组织“工部局”管理租界市政,俨然外国领土。租界内外商云集,有各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号为“洋行”。外国银行如花旗、汇丰、道生、正金、荷兰、法国…,,:操作汇兑、借贷、投资与一般的国际贸易。因此,这些都市是现代国际市场经济圈的一部分。托庇于外人夺取的治外法权,这些都市既是国际的,也是中国的,其两属特性,使外商拥有掠夺中国财富的特权,然而也使都市居民有一避风港,逃避中国的战乱与不良的政治。

    在这些都市,中外资金建立了轻重工业。大量劳工与小职员群聚都市,形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弱势人群。这些劳工的抗议活动(罢工、罢市),也是中国历史上前所罕见。同时,大量流动人口,使这些都市成为秘密社会活动的温床,传统的漕帮(安清道友)与洪门(天地会、小刀会等)以上海为主,又延伸到其他口岸,形成地下社会的强大势力。于是,这些都市又有一个官府与地下社会重叠的权力机制。凡此,中外、官民,三管又不管的特殊状态,使这些近代口岸都市拥有不受管束的活动空间。

    都市吸纳了大量的人口

    这些口岸都市的居住人口数量陡增。经过一个多世纪不断吸纳内地各处人口,到了20世纪初的30年代,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与南北两京的总人口,已以千万计。其外围延伸的江南地区、渤海平原及珠江三角洲,有两三倍于这些大都会的人口。内地各区域中心,其总人口又是千余万。大都会、大都会的腹地,以及内地的区域中心,这三类地区所有人口的总和,约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地区增长的人口。多是陆续从中国内地迁移来的。从18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滋生迅速,多余的人口纷纷移往西南省份、内地山区、东北满洲旧地及内蒙地区,上述都市也是另一人口移徙的尾闾。然而,这总人口中十分之一的人群,却是引导中国近代蜕变的主要力量!

    这些大都市,绝大多数有铁道、公路、海运与河运相通。北京、天津各有南北向的铁路通往南京与武汉,再由武汉通广州,南京通上海、杭州;横向方面,北京通太原、张家口、包头、沈阳,再由沈阳,北通哈尔滨,南通旅顺、大连。陇海铁路东端由连云港通郑州、洛阳、西安;浙赣线由杭州通江西,又延长到柳州。南北海运,连接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厦门、广州、香港;长江航线由上海溯航南通、南京、九江、汉口、宜昌、重庆;西江航线由广州西达广西。这一个巨大网络笼罩了中国东部半壁河山,全国人口至少有四分之三,居住在这一地区。

    品位时尚方面上海是榜样中的榜样

    近代中国的工业,几乎都在这些大都市的周边。江南是面粉、纺织、火柴、陶瓷、电器、机器、造船诸项工业集中之处,而上海周边又是江南工业的中心。天津是化工工业、毛纺工业的中心;汉口是钢铁、机器、日用品工业的中心;广州是烟草、纺织及一些农产加工工业集中之处……在这些地方,外资首先投入建厂,中国官私资本接着也纷纷发展中国自己的工业。舶来的商品,运入这些口岸,加上这些地区的工业产品,由上述水陆运输路线-,四向运入腹地,供应全国日常生活的工业制品,决定了一般人民的生活方式。近代中国人的消费文化,其品位与时尚,是以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为榜样,主要即由于消费商品来自都会区。而上海,尤为榜样中的榜样。

    都市集中了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

    近代中国的大学,几乎全部在大都会地区。北京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辅仁、北师大;南京有金陵与中央大学;天津有南开;上海有交通大学、圣约翰、东吴、同德、同济、复旦、光华;武汉有武大、文华;广州有中山、岭南;重庆有重大;青岛有山东大学;厦门有厦大……这一名单几乎列举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好的高等学府。五四运动,由北京诸大学发动,影响遍及全国。北京崇尚西方学问,南京崇尚国故,南北学派的辩论,曾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上海的大学最为注重西洋语文;上海的医学院,也是中国医学教育的重心。交通大学培训的工程学科人才,是中国近代建设的主力。中国近代的学术界,其研究的成果与培育栽培的人才,都从这些都会区,辐射于全国,又从全国吸收了最有潜力的青年学子,不断扩大了读书人的阵营。

    都会区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在观念、讯息的汇聚与放射,出版事业即发挥了这一功能。中国是纸张与印刷术的发源地,观念与讯息的传布,历史上不断有之。近代西潮来袭,若仅在高等教育周转,其影响之及于社会,还只能是间接的。经过迅速印刷,大量发行,许多新知识与新观念始得传布散播于全国社会各阶层。出版事业于推动中国的蜕变,其推波助澜的力量,实不应为历史家轻忽。

    出版业推动中国蜕变

    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嚆矢,当为英国传教土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于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该期刊一部分供南洋华侨阅读,一部分送到广州,在广东知识分子圈内流传。1833年,传教士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家报刊。1861年,《上海新报》创刊,不但是中国人自出的第一家报纸,而且是在上海发行,自此以后,中国出版事业的重心就转移到上海。

    1872年,《申报》创刊,广受市民欢迎,这一份报纸执上海新闻业牛耳历八十年不衰。上海的报纸,已以广告为其重要收入。这种企业化的经营方法,使新闻业有了自己的财源,不必再依赖官府或教会的支持,于是媒体保有自主与独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获得言论的自由。此后,上海一地主导了全国舆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时事新报》,都是全国性的大报,读者不再限于一个城市。

    上海成为中国影都

    电影初映是在天津的“权仙影戏园”(1906,,仅是游柔园的项目;影片是外国拍摄的短片。上海于1921年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剧情长片《阎瑞生》,描述当时一起谋财害命的凶杀案。自此以后,由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上海长为中国电影的首都。在抗战期间,内地拍摄影片为数不多,上海租界仍是电影制作中心,迄于50年代,香港始崛起为电影的重镇。在20年代至50年代,随着时代的转移,上海电影的主题不断改变,于民族主义、社会问题、爱情与煽情、抗议与革命……无不有之。上海拍摄的影片,在各地的银幕带动了观众的哭笑悲欢。

    综合言之,中国都会网以十余城市为主,是19、20世纪中国的主导部分。这一大网,以上海为龙头,拉动中国都市人口的蜕变,无论理念、品位与生活起居,都由传统转变为今天我们熟知的形式与内容。沿海都市与内陆的腹地,有文化的断裂,但同时内地也逐渐为沿海都市拉进蜕变的过程中。中国的演变,有人称为“西化”,也有人称为“现代化“,其间功罪,终究难有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