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第7节 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古代文化发展的比较

 

两河流域古代文化是人类几个古代主要文化之一。古代中国的农业是北方的粟黍稷(小米)与南方的稻作农业;两河地区的农业是麦类耕作(包括大麦、小麦、黑麦和燕麦)。不过,中国地区广袤,两河地区只是今日伊拉克的核心部分,面积至多相当于中国几个大文化圈之一(例如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圈)。为此,中国地区内部文化的互相影响,即是相当复杂的过程。两河地区也有内部诸区间的起伏和互动,规模终究有限;然而,两河地区文化与周边文化,尤其与埃及文化的关系,却是一个广大区域的多,元互动。

两河地区的农业早于中国最早的农业文化,至少有一两千年

两河地区有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平行东流,下游是两条河流的冲积平原。数十年前,一般理论认为大河流域是文明发源地,即以两河、黄河、尼罗河、印度河作为这些古代文明的摇篮。两河地区发展农业的过程,却是从大河河谷的外围开始驯化食粮作物,农业的起源不是在肥腴的河谷冲积平原。

近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土耳其东南部的赛米遗址。这个古聚落遗址坐落在托罗斯山麓,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旁。这里的古居民还不知道种植农作物,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年龄不满l岁的雄猪,说明养猪是他们赖以存活的生业。赛米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是距今10400-10000年间,是迄今为止人类生产食物的最早纪录。大约距今1万年前,两河东北边缘札格洛斯山山麓的沙尼达尔遗址,也有驯养家畜(羊类)的迹象。距今9000年前,种植作物及畜养山羊,已属常见,而猎取及采集活动,也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七八千年前,札格洛斯山山麓已处处都有农业村落,其中一个重要的耶莫遗址,除种麦的农业之外,养殖家猪也已出现。两河流域西北,今日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山区的恰塔尔休干遗址,及西面海东地区,今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耶利哥遗址,都是初期农业的村落;在这些遗址,有些甚至还没有陶器。考古数据也显示,与这些初期农业遗址同时,距今七八千年前,还是有许多采猎为生的社群,在这些地带活动。

札格洛斯山山麓,今日还有不少麦类植物的野生远亲散布各地。正是从这些麦类亲属群中,两河流域的古代人类选取可以栽培的品种,尝试驯养为食用作物。最早驯养的品种,可能是“黑麦”,后来又尝试驯养“单粒小麦”、“二粒小麦”、二棱及六棱大麦,和今日所谓的“面包小麦”及豆科作物。在这一地区,人类也驯养了山羊、绵羊、狗、猪,安那托利亚高地在距今8000年前,已有驯养的牛类。凡此生活资源,不但是两河文明发展的基础所寄,也由此四向传播,使欧洲、北非洲及波斯湾以东的西亚,各处人类先后发展了生产食物及定居的文化。

中国栽培粟黍稷和水稻,两河流域栽培麦类作物,各自发生“农业革命”

两河流域栽培作物的农业与驯养家畜的历史,比目前中国考古学上最古老的农业遗存,早了至少1000年,甚至2000年。但是,东亚栽培作物,迥然不同于两河的作物,两者之间应是各自独立发生了“农业革命”。中国北方的粟黍稷栽培遗址是在太行山麓的磁山与裴李岗,不在低平的渤海湾沿岸冲积平原。中国北方山区,普遍可以找到粟黍稷的远亲。这一现象,与两河驯养与栽培麦类作物,如出一辙。小米的种类甚多:黍、稷、粟、粱……陆续成为主要的品种;同时,这些种类始终并存,迄于今日。至于麦类,除了少数品种,不同的麦类也至今共存。中国南方的稻作遗址,最早可能是湖南道县的玉蟾岩,该遗址位于湖南南部的山间盆地中,不在两湖的平原上。中国境内的野生水稻,由云南到广东的河湖沼泽,均可见到。粳稻是从籼稻育养的栽培作物,今日籼稻、粳稻两种水稻,都是东亚的主要食物。凡此现象,西亚、东亚的发展模式,几乎一致。

农业起源于山地,不在大河的冲积平原,后续的文明发展则是在河谷平原出现。距今5000年前,两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已有许多农业聚落。麦类生长需要相当水分,扎格洛斯山脚坡度不大,有雨水湿润,麦类可以成长;冲积平原土质松软,地下水充沛,于麦类更为适宜。人类育种,寻求高产品种,而这些优良品种,例如所谓“面包小麦”(今日食用的品种),尤其需要吸取水分。于是,驯养麦类,肇始于扎格洛斯山坡地及地中海海东地区,而农业扩张、出现许多定居的农业聚落,却是在两河中游与下游的沿岸。

距今四五千年前,两河流域出现大型复杂社会

这些聚落,出现于各处,尤其南部的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分布最为密集。距今5000多年前,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而又远离河口沼泽地带,欧贝德文化开了人类城市经济的序幕。这一转变,经过一段演化过程。大约先是在许多毗邻村落中,出现了一个中心村落,逐渐以此为核心,发展为聚落群。聚落群能聚集资源与人力,合作改善生活条件。两河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全为土质,不见岩石,新石器文化生活必需品的石料,必须求之他处。冲积平原上,多灌木而少大树,生活所需的木材,也必须取于两河上游及山地。另一方面,冲积平原地势低平,常有泛滥;地下水多咸卤,不宜于稼穑。人们必须建构水利设施,引导河水灌溉,排除苦卤。长程贸易与水利工程,都不是一个村落的力量可以做到,于是超越村落层级的聚落群,遂应运而出现。在欧贝德文化的基础上,南部出现了许多城市,吾尔、艾力、乌鲁克,都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城市。

城市有城墙保卫居民,有市集供贸易活动。更为重要者,在城市生活中,出现了一群专业人员,他们掌握对农业生产有用的天文历算知识;他们也发展出对贸易及测量有用的计算数量工具;他们组织了崇拜星辰日月及自然力量的信仰,以此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与规律,并以此作为上述各项知识的根本。这些专业人员,以宗教信仰为支撑,成为分派工作与资源的小区领袖,亦即以神庙祭司的身份,掌握了城市的统治权。凡此,都指向一个历史现象:两河地区的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组织为若干相当大型的复杂社会,多元、有层级,也有分工。

两河地区的发展模式与红山、良渚诸文化的发展情形相同

两河地区发展的模式,竟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良渚与仰韶诸文化发展的情形相同,都验证了农业革命与复杂社会两大命题。当然,从中国考古学可见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的古代人类,经历了两次平行的发展,北方与南方分别出现。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北方农业肇始于太行山下,而红山的复杂社会则是燕山辽河的个案;南方的农业开端于湖南的山间盆地,而良渚的复杂社会,则是江南的例证。农业与复杂社会两个阶段的发展,在时间与空间,都有脱节。如何处理这一难题?大约还须有更多的考古资料出现,才可能证实或修正目前的知识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