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8、百年蹒跚(公元19世纪中叶一公元20世纪中叶)

第6节  时代思想与文化变迁   

 

龚自珍和魏源分别代表了两种态度

    中国在西方列强与日本的屡次侵犯之下,痛切感受时代的变化,是以李鸿章感叹,中国正在遭逢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感受的挫折与沮丧,决定了中国公私行为,有百年之久。龚自珍与魏源分别代表了两种态度。龚自珍返求诸己,指陈中国本身的毛病在皇帝制度与知识分子的科举文化,并且从“公羊三世”理论,引申中国正在“据乱”衰世。魏源则着眼于“知彼”,从西洋文化与制度,寻找彼伸我黜的原故,是以撰作《海国图志》,俾使中国人知道对手的情形。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由实战中获得西洋军械机器之利,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但是须在张之洞(1837-1909)时,始折中中国与西方文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正人心”维持中国伦理道德,以“开风气”学习西方技艺制度。这一态度,实际上代表了不只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维新巨子康有为(1858-1927)则从“公羊三世”之说,解释为由乱世经过小康,迈向大同的进步论。他的理论杂糅儒、佛形上之学与有限的西洋科学知识,并且以此主张,建立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康氏遂将西方文化社会当作比中国更为进步的社会。

    严复《天演论》最有影响

    同时代的严复(1853-1921),毕生最大功业是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名著为中文,其所译书籍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书当是《天演论》。严复选择了赫胥黎(ThomasHenry Huxley,1825-1895)若干有关演化论与伦理学的论文,再参以自己的意见介绍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生物演化论,发抒“物竞与天择”的“自然淘汰”观念。严氏从社会进化论,更引申为世界列国的竞争,提醒国人必须努力争胜,方能自强保种。严氏《天演论》的问世,稍后于康氏“三世”之说。严氏介绍的“演化论”,不啻为康氏提供了理论基础,康氏遂在《孔子改制考》中,吸纳了严氏理论。梁启超(1873-1929)更是依据严氏演化之说,鼓吹政治求维新,文化求进步。当时知识分子,纷纷接受这一社会进化论的观点,以“进化”为标榜。于是,中西文化之争,本是对立并行之势,自《天演论》出,即一变为中国文化落后,西洋文化进步,中西之间是高低先后的差别了。

    梁启超无一不带一个“新”字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撰述最丰富的学者,其著作不下千万字。他自己坦承,身处“学问饥荒”的环境中,对严复介绍的西方学问,具有强烈兴趣。因此,终其一生,凡所鼓吹,无一不带一个“新”字。维新变法之外,梁氏的“新民”说,更力求界说新的国民,建构中国国家意识,其要旨是将中国以文化为定义的“天下”,改变为世界列国并存,亦强调政治主权的主权国家。梁启超的“新民”,自是以西方国家模式代表最进步的阶段,将传统的中国模式抛在进化过程应予淘汰的旧邦。但是,梁氏在1918.年访问欧洲,目击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例如贫富悬殊、物欲流行),又认为必须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以矫西方文明的缺失,竞将中西文化再次放在对立并行的地位了。梁氏前后所持的两种不同态度,至今仍有不少人依违于这两端之间。

    20世纪20、30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一运动包括三个成分:第一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其中极端者更标榜全盘西化,将线装书丢进茅坑。第二是推动白话。第三是胡适提出的,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救中华。前两个成分是扬弃过去,后一成分是迎接现代,整个命题是为了中国进步,依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人类社会有进化的方向。中国为了自存于天地之间,必须发展与西方一样的模式,庶几走向现代。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将西方文化与“现代”间,画了一个等号。到20世纪中叶,“现代化”之说风靡全球,其思维方式也还未脱此窠臼。

    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五四运动扬弃传统与提倡白话文学,引起不少的论争。张君劢(1887-1969)、梁漱溟( 1893-1988)及南京的“学衡派”教授,都有各自见解,引起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另外还有“科学与玄学论战”。究其大旨,为接受西化,扬科学,贬“玄学”(亦即形上学的思辨)。此处的“科学”,其实是一种科学主义( scientificism),反映19世纪对于科学探讨的乐观观念。凡此科学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知识界具有深远影响。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方面,这种信念的影响,其实相当程度地引导了文化与学术的发展方向。

    五四新文学运动,主要成果是以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近代中国文学的载具。这一转变,切断了中国文学的过去与现在。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相比,两者涵盖的时代,胡著为1873年至1923年,钱著为191 1年至1930年,都关注五十年来的学风变化。然而,两者论述的角度却大相径庭:胡著以进化方向,置白话文为演化趋新之所必至;钱著则认为变化不必即是切断前缘,即使古文的文学著作,也有其变化的过程,其着重点在于延续,而不在断裂与扬弃。

    今日回首反顾,白话文确实已成为今日中国文学的载具,五四新文学运动已获得胜利。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文类之中,诗最是精炼的语文,毋宁应是检验语文的指标。白话诗作臻于不朽的作品,至今还是寥寥可数。是则,白话文在切断数千年文学遗产的血脉后,是否还有足够的滋养?仍是一个疑问。

    世俗消遣小说供应量最大

    白话小说则著作宏富,颇有可观的成绩。然而,白话小说因与说书有一定渊源,早已有了口语的小说。在清代中叶,《红楼梦》、《醒世姻缘传》等巨著,虽与说书全无关系,也皆以白话撰作。清末至民国,出版业发达,都市人口众多,长篇小说、短篇故事颇有市场,又有荟聚城市的文人应运而笔耕为生,于是各种作品纷纷问世。其中,固然有严肃的创作,为文学而文学,但数量最大的小说类,还是供应世俗消遣的文类:社会小说、侠义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爱情小说……凡此都以白话为其载体。然而,由清末到20世纪40、50年代,这些作品大致有一个演变过程,亦即从浅近文言渐变为文白夹杂,最后才是纯粹的白话。这一过程,还是反映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

    再以舞台剧的发展言,新文学运动的舞台剧(话剧)是经由日本间接移植了易卜生(Henrik Ibsen,l828-1906)等人的西洋舞台剧。纵的方向,未能与中国元明以来的戏曲传统接轨;横的方向,也未能汲取希腊古典与莎士比亚戏剧的西洋传统,以致滋养不足,至今不成气候。若跳离新文学运动的圈子,近代中国的京剧与昆曲,都有过一段自己的演变。在市场经济的需求刺激下,这两项剧种都从传统中成长,又不断汲取新的资源,于是蔚为十分精致的表演艺术。参预中国传统戏剧工作的文人学士与演员,大多是旧学优良,又不拒绝改革,遂能取精用弘,左右逢源。这些表演艺术,并未受文学革命的影响,堪称顺应时代,自求多福的例子。

    电影、绘画、艺术糅合中外古今

    电影是新兴的表演艺术,其技术完全来自西洋,至于中国影片的题材则颇为传统。民国早年拍摄的影片,包括民间奇闻如《阎瑞生》,、社会伦理故事如《恋爱与责任》),相当接近传统稗官小说(三言二拍)的情节。后来,又赶上时代气氛,而有抗议社会不公(如《渔光曲》)及伸张民族主义的爱国片。抗战期间,爱国影片尤为一时之兴,抗战胜利后,又有叙述流离之苦及战后迷惘,以及表达百姓对于不良政治抗议的抒情作品(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年离乱》)。凡此作品,吸收了外国电影的手法,又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则也可称为糅合中外古今的艺术。

    绘画的发展方面,清代四王之辈,模仿古代,陈陈相因,殊无新意。但郑板桥、全冬心等人的作品,已经透破传统,自辟途径。在海通之后,西方绘画传入中国,中国艺术家也学会了油画的手法。但是最有成就的近代画家,还是杂糅西画观念,却用中国水墨或彩色在棉纸上作画的画家(如徐悲鸿、黄宾虹及岭南画派)。至于齐白石由篆刻起家,张大千从敦煌壁画学习,则都是在传统艺术中汲取经验,找到自己的特色,终于蔚为一代宗师。这些人士也是联系古今的个例。

    总而言之,中国近代思潮承受国族多难的强烈刺激,为了奋起自强,不能不有见贤思齐之想,企能在学得西法之后,保种救国。这一危机感,使许多人扬弃自己传统,拥抱西方文化。于是,视保守为落伍,学西方为现代,遂成为一时风气,而社会演化论只是这种风气的辩解而已。其后果,则是以“革命”一刀切断过去,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是这种风气的总汇,也确实发挥了鼓吹的功效。白话代替文言为文学与日常交往的载具,尤为新文学革命的果实。然而,在文化活动的其他领域,例如戏曲、电影与绘画,中外古今的融合,也有颇为可喜的成绩。

    五四运动高举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然而两者在近代旧中国的发展也有诸多局限:科学主义终究是一种信仰,未能帮助严肃的学术生根茁壮;民主沦于模糊咿选举行为,可能也是由于提倡民主时,乏人认真地检验西方数千年民主政治发展途径上的种种演变及其相伴的条件,遂以为移植民主可以一蹴而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