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8、百年蹒跚(公元19世纪中叶一公元20世纪中叶)

第7节 中国近代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俄国走上一条严峻革命之路

    “革命”一词,在古代是天命更易。在近代,政治革命通常意指:对于当时制度与秩序不满的人群,秉持一定的理念,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力量,推翻统治者,建立新政权,而且随着新体制当权,通常还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社会价值,以贯彻掀起革命的理念。在近代世界,这种革命屡次出现,但以其重要性而言,当以美国独立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大革命及中国的革命,影响最为深远。本节拟先略述俄国大革命,然后叙述中国革命的前因后果,以资比较。

    帝俄是欧洲后起的大国。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迅速将俄国转变为欧洲列强之一。俄国向东亚的扩张,远及于堪察加与库页岛,成为中国北方的强邻。19世纪时,俄国参加欧洲列强的霸权斗争,既耗兵力,又须投下巨资发展工业,国力难以支应。俄国对外战争,又数度败衄,一败于克里米亚战争,再败于日俄之战海陆两役,其国力更为短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节节败退,后方也已无力增援。

    俄国国力大伤之余,物价腾贵。1917年3月(俄历为2月),彼得格勒爆发革命,首都卫戍部队也加入,俄国罗曼诺夫王朝不能对付,政府居然解体。各政党组织临时政府,还希望继续对外作战。同年11月,这一诸党联合的临时政府也垮台了。布尔什维克(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多数党”,亦即共产党),在列宁( Vladimir IlichLenin,1870-1924)与托洛斯基(Leon Trotsky,1879-1940)领导下,以武力夺得政权。1918年,共产党领导俄国后,企图以“苏维埃”专政,废除私人财产,但生产力不能振作。俄国在1921年至1928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容许有限度的私人经济。1928年以后,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9-1953)掌权,实行农业集体化及积极工业化。

    俄国走上这一条严峻的革命之路,当与帝俄时代农民大多依存于田庄有关,虽然帝俄改革时,名义上解放其人身依附关系,但农民大众还未知参加社会活动。旧日俄国的知识分子,受了法国与西欧的教育,已疏离于俄国本土文化之外,不能与农民有所呼应。旧日俄国的官僚体系,更是寄生于政府,并无自主能力。于是,1917年革命蜂起,俄国社会既无能够自动运作的行政体系,也没有坚强的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的稳定。中国近代革命,有自己的形态与发展过程,与俄国既有类似,也有不同。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次重大变化:太平天国、创建民国、国民党北伐等,前后延续将近一个世纪。

    缙绅士大夫成为地方领导力量,不同于俄国

    传统中国农民,并不依附于大地主的田庄。佃种地主土地的农户,与自耕农一样,在精耕细作的小片田地上,在农村市场经济机制下,谋求较佳的收入。农户必须将自己决定种植的作物和农舍手工业的成品,一起在市场上出售。农村社会有其交易的市场圈,也有其社会关系的网络。农民从这一网络谋求市场利益,也获得生活有关的种种讯息。在这样一个基层市场网络笼罩的空间内,传统社会的缙绅士大夫是当地的领导分子,组织地方力量,处理地方相关事务。缙绅土大夫,有的是政府退休官员,有的是现任官员的家属。他们以科举、同僚、戚谊、师友……种种关系,编织为网络,小则覆盖乡里,大则遍布全国。缙绅士大夫的社会力量,足以颉颃政治权力一这一股社会力,不见于帝俄社会。

    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在学校教育代替科举后,其学习的知识是西方传来的,再加上他们在大小都市求生活,不免疏离于内陆乡村社会——这一性质,实与俄国西化知识分子相同。然而,这些疏离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前述缙绅士大夫的子弟,他们既可以经由上述社会关系网络彼此援引,也仍有机会间接地衔接故乡的农村社会——这一点则又与俄国知识分子并不全同。

    前面讨论“武力”的一节,曾叙述扑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即是缙绅透过上述地方网络,组织了乡村农民,蔚为第一代的“武力”群体。湘军及其衍生的淮军……都不是职业军人,他们的实力即是经由网络关系收取人力与资源,建立政府军队以外的武装力量。清末地方督抚,尤其直隶与东南诸省,均由这一缙绅士大夫武力集团的领袖出任。于是,在清室皇权代表的政权之外,中国另有一个权力结构,平时听命于朝廷,有事则形同独立。1906年,清廷在丧败之余,不得不采取若干政治改革的措施,在清廷承诺准备立宪时,各省组织了咨议局,首先成立咨议局的省份是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正是督抚力量最强的地方。这些地方的缙绅士大夫,也最有势力。设立咨议局,不啻确认了地方武力与缙绅的社会力量。

    八国联军时,东南各省督抚宣告中立自保,已是在皇权之外宣示地方权力。191 1年辛亥革命,起义的湖北新军是张之洞建军的成果,推黎元洪为都督,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武昌一举,各省响应,纷纷独立,则是上述地方权力与社会势力结合,推翻了北京的皇权。这一由革命过渡到民国的情势,其势颇顺,中国并没有经历严重的混乱。

    城市涵化农村工作艰巨

    然而,正因为地方力量武力强大,新建的共和不能重建统一的国家机器。民国建立以后,军阀割据扰攘十余年,其实是“武化”过程的扩大与深化。辛亥革命与“武化”现象及社会力伸张,都有着部分的关联。

    国民党的北伐,是另一回合的革命。其发轫之初,即已有都市力量渗入,亦即都市知识分子的热烈鼓吹与响应。蒋介石定都南京,挟江南与广东的财富为后盾,而且新政府的班底,几乎全是留学生及留在都市中的知识分子。这批本来是疏离于中国内陆乡村的人士,竟能得到机会,规划设计一个新的国家机器!这又是俄国“孟什维克”(少数派,代表西化的知识分子)所未有的机遇。中华民国在南京的十年建设,最有影响的部分是建立了相当现代的政权机器,包括中央银行、大学,及负责建设工作的专家团队。中国的货币统一了,不少地方新设的大学也有专门的研究机构担任学术研究,大群“技术官僚”(资源委员会与工商部或经济部)推动寻找资源与建立工业的工作。北伐后的国民政府,其实力基础在沿海、沿江及铁路线上的城市。在这一段时期,“疏离”已不是严重问题,问题竟是在以城市涵化乡村。这一工作,由于中国庞大的内陆乡村人口,实在非常艰巨。南京十年,时间太短,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

    抗战内迁,带来人才、技术与观念

    抗战八年,中国备受浩劫,却也有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大批沿海人口内迁,带到内地的是人才、技术与观念。例如,那些内迁的工厂战后仍留在内地,即是内地工业化的基础。又如,政府为了维持高等教育,创设公费制度,使大学生能维持战时起码的生活。八年来,在轰炸声中,大学师生弦歌不辍,十余万青年学子得以完成学业,为战后重建储蓄了大批人才,举国上下都蒙其惠。由疏离于本土的知识分子,转化而融合于社会,这是中国抗战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