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3世纪)

   第2节 古代文化核心的商文化

 

中国传统历史上夏、商、周三代,代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中原意识,也经这一核心观念衍生。不过,夏代的历史,至今只有传说,未见确切可靠的考古证据。中国考古学界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所在,也只是从传说中夏代的地望,配合这一遗址有大型公众礼仪性的建筑,遂以为这里相当于夏代的王国都城。其实考古数据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青铜时代初期的城市即是夏都。

    商代的遗址,则自从1928年发掘安阳殷墟以来,不仅有建筑与墓葬遗存,也有大量商代甲骨卜辞的当代文献资料,证实了传统历史有关殷商的记载。因此,本节以殷商王国及其文化的形成代表中国文化核心的发展。

    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及晚商三个时代

    由传统历史记载来估计,商王国从公元前17世纪建国,到公元前1 1世纪结束,享国五六百年之久。今日考古资料,将商文化分为先商、早商及晚商三个时代。先商文化的分布地区,较早的类型在今日河北的太行山东麓,以及河南的黄河以北卫辉一带。这些文化遗址,毗邻一向被认为是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区,但两者的文化特色又有显著的差异。早商文化时期的遗址,则是在今日郑州地区,其文化特色与二里头文化相当接近。由此推测,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先商文化,在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之后,开始发展为早商文化代表的强大势力。

    早商文化的主要部分,以二里岗遗址为代表形态,分布地区十分广阔,遍及河南全省、山东的大部分、山西南部、陕西中部、河北西南部,以及安徽西北部,涵盖后世所谓“中原”的华北地区。北部的早商文化,以河北城台西遗址为表,北及拒马河,南至邢台;南部早商文化以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为代表,分布于长江以北,湖北中部与东部;至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的商文化,地方色彩浓厚,只能作为商文化的影响所及;西部早商文化,远及陕西的扶风与岐山。这一地域广大的分布形态,说明了早商文化的强劲,其发展当与商王国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有相当关系。

    有关晚商文化的主要材料出自安阳的殷墟遗址,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到前1世纪,延绵二百余年,亦即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商历史。晚商考古工作偏重河南地区,以致不能呈现较为广阔的分布形态。但是,将近20万片卜辞所见的数据,显示商王国政权所及,足以伸展到上述早商文化分布的领域——亦即后世所谓的“中原”地区。

    卜辞是殷商文化的时代性特色

    殷商文化的时代性特色,一是有了当代文字的记录——卜辞,二是从卜辞中显见商王国政权的演化过程。文字与王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从史前文化进入历史时代的分界线。

    成熟的文字优势,使商文化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主流

    中国文字的源头,早于殷商时代。河南舞阳贾湖、陕西西安姜寨及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陶器上,都有刻划的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不明,然而都不是装饰性的图案。大汶口的陶文,有些已是复合的符号,颇似中文部首的意味。大汶口陶文中有几个符号,例如日在山上形象,日形与山形,俱已抽象化,似乎是约定俗成的笔画。这一个符号,在相距数百里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出现,而且形象一致。此一现象,也许意味符号已有文字的功能。

    殷墟卜辞的文字,已离开图像。例如,鸟兽象形字,都已简化为反映某一动物的特征,而且都是侧面直立的形象。中国文字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项造字原则,大都已见于卜辞文字。卜辞句法,反映其文法已有一致的规律,而且不是自由口语,因此商代卜辞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商代青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具有礼仪性,遂较卜辞为复杂;其中象形字的形象皆近写实,但也不是图画。凡此可见,商代文字有其前身,只是商代使用的文字,不仅成熟,而且与后世中文文字之间的演变谱系,可以步步还原。近来考古发现的先秦文字,除了战国楚地文字稍有差异,至今未见另一不同的文字系统。殷商掌握了当时唯一成熟的文字系统,以此优势,则商文化自然成为古代中国文化的主流。

    居于领导地位的政治体,足以发挥文化核心的作用

    从殷墟卜辞所记载种种活动重建商王国的政治组织,反映了晚商二百余年的演变方向。商王的王权,本来可能与占卜主持人的教权相辅,但200年来王权不仅压倒了教权,而且商王取得了“下帝”的位置,以与“上帝”相称。商王国的统治机制,有几个圈子:大邑商、畿内商王亲族与王后的封地、王国的领土、服从的诸侯、四周的方国。从商王东巡的旅程看,商代末期,东方诸侯形同属地;远方的方国,有敌对的鬼方、土方……也有已接受商人优势地位的国邦。商王国的政府,由“小臣”之属的家臣系统,逐步发展演变为有五个部门的统治机器。商王使者的地位,相当于以凤鸟为上天的使者,可以领兵,建立四方的治权。商王墓葬中随葬的人殉,即祭祀时以人为牺牲,反映王权权威之高。商王资源之丰裕,宫室、器用之精美,均可由墓葬的诸种器皿与建筑显见。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体,在当时的中国地区,无疑居于领导地位,亦足以发挥文化核心的作用。

    商王国神?主体具有普世性格

    新石器时代的商王国,是个以族群为基础的复杂社会体,有地方与亲缘的局限,并无普世性格。商王国的神?主体,主要以宗神与山岳、河流崇拜的地方守护神构成,这是因为商王国的政治势力远及四方,在吸纳从属族群及方国时,商人不能不同时接受这些从属族群的神?。商王祭祀系统,由卜辞可见,有新旧两派,此起彼伏,旧派的祭祀对象是谱系严整的先公先王祖妣;新派则杂收诸神,包括各种自然神及大人物(例如大巫),至于祖先神,反而更为收缩,致祭时只祭祀大宗及五世以上的先妣。新派出现,已在晚商后期,其时代与商王国的扩张相近。这一现象,可能意味商人摆脱了地方及族群的局限性,开始走向普世文化的方向。

    晚商二百余年,只是商人历史的后半段,从殷墟考古及卜辞数据为依据,我们可以知道:商王国在新石器时代古国“万邦”之中脱颖而出,商文化成为中国地区的文化核心。文化核心既已形成,即不难逐步收纳凝聚各种地方文化,发展发展为后日中国文化的庞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