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史稿>摘录(2)


毛泽东异乎寻常的措施,使全国性质的大动乱开始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间,文化革命的形势还主要限于意识形态领域,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是不适应的。为了把“文化大革命”从意识形态领域推向全社会,把文字的批判变成实际的行动,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
(1)66年5月31日,批准派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去夺权,直接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从6月1日起,接连5天发表了6篇事先准备好的社论,题目分别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这些社论对煽动全国的批斗风,“打砸抢抄抓”的浪潮,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2)6月1日,批准了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是康生指使他老婆曹轶欧到北大直接拉人炮制的,其内容是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张大字报5月25日一贴出,就遭到北京大学大多数师生的反对。康生见势不妙,马上把这张大字报抄送给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支持这张大字报,说它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通知康生,立即广播并在第二天见报。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这张大字报后,北大校园立即沸腾,形势马上改观,对全国也成为点燃烈火的引柴。
(3)批准把中共中央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决定在6月4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把改组首都市委这样一个重大决定在报刊上向全国人民公开发表,这是建国17年中没有前例的。这件事在全国人民思想上引起震动,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4)6月4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北京新市市委关于“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这个决定也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公开发表的。
在上述决定、社论影响下,学生起来造反,全国性质的大动乱就开始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是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件。该文件明确: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原定全会要结束的8月5日,毛泽东突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中央有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明显是针对刘少奇的。这张大字报一发表,当即引起巨大的震动,也改变了全会的议程和方向。全会延长期的小组讨论,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揭发批判。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由7人变为11人,林彪由第6位提升为第2位,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第2位降到第8位。11名常委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多年出生入死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1922年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时就在一起工作。1943年,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即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此后,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把手。毛泽东外出时,他总是被委托主持党的日常工作。1959年,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多年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个人关系一直是比较密切的。
当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很多同志都感到突然,难以理解。那么,什么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发生重大分歧呢?根据历史资料和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大体上是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谈话中说,他发现刘少奇有问题是在1962年。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说:“毛主席最早察觉了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阴谋的危险性,是1962年”。美国记者斯诺在1970年访问中国,同毛泽东长谈之后,写道:“1962年以前,刘少奇个人没有公开反对过毛,但是在1962年,在党的会议上,毛的三面红旗,受到了刘的批评。”
造成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发生在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认识和态度上。这一分歧有一个过程:对三面红旗,刘少奇开始是赞成的。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是刘少奇。在1958年北戴河会议上通过“大办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两个决议时,刘少奇也是同意的。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提出不同看法时,刘少奇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两人发生重大分歧,大体上是在1961年下半年以后,当时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进行调查研究,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使他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有了改变。1961年7月,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这几年党成为执政党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人家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搞下去要跌下台的,再不能这样搞了。”在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困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引起的。全国有一部分地区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还讲,彭德怀信中的一些具体事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人民公社,刘少奇明确指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办几年也是可以的。这些观点很显然涉及了三面红旗本身,涉及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和毛泽东的观点明显不一致。毛泽东一直认为三面红旗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完全正确的。在59年,毛泽东曾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当时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这样,就在事关党的路线的重大政治问题上,两人产生了原则性分歧。
这个分歧的时间问题,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谈到关于接班人问题。蒙问毛: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但在这之后,就看不到类似的谈话了。特别是1962年以后。
1963年开始搞“四清“,对“四清”的性质,两人又有分歧: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对此,刘少奇是不同意的。1965年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时,两人矛盾爆发了。这次会议是由邓小平主持的。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太好,许多会议他没有参加。邓小平认为这次会议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出于好意,劝毛泽东不要参加。毛坚持要参加,并在会议上讲了话。讲到四清运动矛盾的性质时,毛泽东强调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时刘少奇插了话,说: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和党外矛盾的交叉,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毛泽东又讲话。他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毛泽东发了脾气,矛盾就激化,公开化了。后来,刘少奇为此事作了检讨,但毛泽东不满意。他认为刘少奇的问题不是对他是否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于是,毛泽东下决心要把刘少奇“搞掉”。
对刘少奇的批判,从66-69年三年多的时间里,是逐步升级的,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从批《海瑞罢官》到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属于暗含着的批判。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是在刘少奇主持下通过的。该通知中提到“要特别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这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但当时很少有人理解到这里指得是刘少奇。
2、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7年3月,基本上属于内部批判,偏重在政治方面。66年8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仍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出台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字报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这张大字报很快传到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刘少奇遭到批判。67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小会上讲,以后开九大,我还建议选刘少奇当中央委员。可见,一直到这时,毛泽东还认为刘少奇主要是在政治路线上犯了错误。因此,对刘少奇还属于内部批判,范围是内部的,性质也是内部的。
3、从67年4月开始,在报上不点名的公开批判。重点是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带有理论色彩。不点名地公开批判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发明。当时报刊上的批判对象是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提这两个名词全国人民都知道是批谁。但在67年3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一个报告后,批判的性质发生转变。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六个造反派组织的联合调查团从湖南等地搜集来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声称他已掌握了确凿材料证明刘少奇历史上有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刘进行专案审查。专案审查开始,报刊批判也随之升级。
4、从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始,强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罪名,开除出党,点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