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胜---心胜则兴,心败则衰

二、将帅之风(3)

 

信仰坚定的贺龙、刘伯承

贺龙寻找共产党经过了长期过程。1927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共产党人到处被通缉、被屠杀,革命分子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彷徨的、动摇的纷纷脱党。还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战友。共产党人的信仰在这个非常时刻,变得如此廉价,也如此昂贵。贺龙就是在这样的日子中,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汪精卫叛变刚刚两天,贺龙在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表示: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我要跟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告诉贺龙,共产党人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贺龙率二十军一起行动。贺龙当即表示:『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7月28日,贺龙见到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周恩来就起义的基本计划询问贺龙的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在天空最为黑暗、共产党人最为困难的时候,共产党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协助贺龙实施指挥。他对共产党的寻找与认识,经历了与贺龙不同的过程。1923年秋,在吴玉章、杨阁公等人指引下,刘伯承的思想就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但他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凡事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所以当有人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说了这样一句:当今中国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1926年5月,刘伯承完成了自己的选择。经杨阁公、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已是有『军神』之称的川中著名战将。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独立地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说:当时迫切需要一个军事上的得力助手。此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不负众望。他首先根据周恩来指示,到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并协助指挥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起义成功后,他又出任参谋团参谋长,直接指挥策划起义部队随后的行军作战行动。后来在起义部队南下,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成为起义军的指挥核心和领导中枢。刘伯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起义的聂荣臻和林彪

聂荣臻、林彪两人没有赶上8月1日南昌城的起义。8月2日拂晓,他们才从马回岭追赶上来。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当时未驻南昌城,驻在南昌以北靠近九江的马回岭。为使这部分力量加入南昌起义队伍,起义发动前,周恩来派聂荣臻去马回岭,任务是向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人传达前委武装起义的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聂荣臻当时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南昌起义前经周恩来指挥任前敌军委书记。他到马回岭之后,立即开展紧张的起义发动工作。8月1日中午,马回岭地区第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又一个连计3000人,在聂荣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七十五团副营长孙一中率领下,脱离张发奎控制,向南昌开拔,参加起义。

这支队伍的行动坚决果断。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和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率领卫队营乘火车追赶上来,想把队伍拉回去的时候,担任殿后任务的七十三团立即猛烈射击,张发奎、李汉魂跳车狼狈逃走,火车被俘获,张发奎的卫队营也全部被缴械。北伐作战中初露锋芒的林彪,当时就在这支担任殿后的队伍之内,任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这支队伍于8月2日拂晓赶到南昌,当聂荣臻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高兴地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这部分力量的加入,使南昌起义部队力量得到大大加强。聂荣臻后担任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

陈毅: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陈毅加入南昌起义队伍,比聂荣臻、林彪费了更大周折。8月1日南昌暴动当天,陈毅在武汉。他当时表面的职务是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准尉文书,实际是该团内中共党团的负责人。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正准备开拔。陈毅虽然不知南昌起义已经发生,却感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他在汉口向好友辞行时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乘船东进的教导团到九江后被张发奎包围缴械。全体徒手上岸,分别站队,清理共产党人。陈毅就在这天晚上决然脱离教导团,星座追赶南昌起义军。几天之后,终于在抚州追上起义队伍。周恩来、刘伯承见到追赶上来的陈毅,派他到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只一句:『什么小不小!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陈毅一句『只要拿武装我就干』,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多少共产党人的心声。过去无武装饱受摧残之苦与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之志,都包含于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之中了。

叶剑英的特殊作用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为人知。他当时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在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的1927年7月上旬,被中共中央特批为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让他保持秘密身份,只与少数党员保持联系。起义发动前,叶剑英利用与张发奎等人的关系,探知贺龙、叶挺等第二方面军将领将要被扣留,解除兵权。他立即连夜找到叶挺告之此讯,并约叶、贺、廖乾吾、高语罕四人到甘棠湖划船,共商对策。他们做出三项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不接受张发奎调贺、叶部队到德安集中的命令,部队立即开往南昌;三、叶挺部队先行,贺龙部队随后。

这次甘棠湖聚会,在党史上称为『小划子』会议。它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将起义的主力部队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这个在关键时刻通报的重要情报,也促使叶、贺定下起义的最后决心。起义发生后,张发奎的不少亲信将领主张派兵前后夹击起义军,一举将暴动扑灭。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身份出来反对。他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东的意图,向张发奎建议:跟随叶、贺部队进入广东,以『援师讨逆』旗号夺占广东地盘。

张发奎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使南昌起义军减少了尾追,得以迅速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国民党方面编辑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这样描写张发奎当年的追击行动:『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一个『嗣忽分途』『改由南雄入粤』,活脱脱再现了叶剑英当年的作用。当时如果张发奎真的率部追击起义军,起义军必将面临前后夹击的危险,后果难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