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编书

中国近代六次移民潮 上)

 

一、“走西口”

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两条主要路线: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与绥远(统称归绥)、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

“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的蒙古地区,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的内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

二、大陆移民台湾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移民原因,大致可分为政治性与经济性两类。政治性移民以唐、宋、元三代及国民党迁台为代表,经济性移民以明、清两代为最多。政治性移民原因,又有民族性格、战乱频仍之分。经济性移民原因,不外地理环境、人口过剩、外部诱因。

  1. 明代移民。 明代向台澎移民,学界一般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从明初至天启年间;第二期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至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即荷据时期,中国大陆向台湾移民的人数约在3至4万人;第三期从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至永历三十七年(公元1683年),即郑氏政权时期。郑成功东渡台湾时,带去的军队约二万五千人,再加上一部分眷属,约三万人左右。

2、清代移民。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以后,大陆人口向台湾流动进入一个新阶段。19世纪初,台湾已有人口200余万。19世纪末,编户人口已有320余万人,除了当地原居族群数十万,及当地自然增殖人口之外,应有大量由闽、粤人移入的人口。清代大陆移民进入台湾以后,以台南地区为中心,分别向北、南流动,主要分布于台湾西海岸的平原地带及东部宜兰平原等地。

汉人移民,在康、雍、乾三代多是迫于生计,私渡来台。这些偷渡人口,早期以单身男子为主,号为“罗汉脚”,开禁以后,始有妇女来台。在康熙晚期,台湾开始大规模开发 ,来自闽粤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台湾各地。17、18世纪,来台开拓的移民先是来自福建泉州,继之以漳州移民,最后则是广东的客家移民。来台人士,先是单丁,继之以大户招募的劳力,最后则是同族同乡的集体迁移。上述三个族群大致分布是:泉州人在中南部,漳州人在中部、北部,客家人在丘陵及台地。

3、1949年前后移民。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大迁徙。关于这次迁徒人数,一直众说纷纭。据廖正宏《人口迁移》书载,台湾地区1946年底人口总数为6090800人,1949年底人口总数为7396931人,三年间增加130多万人。李家泉主编《台湾省经济地理》认为,1946-1949年间,大陆人口迁入台湾共约177万余人。根据《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46年台湾人口609万,1950年人口739万,净增加130万。如果以1946年人口数为台湾原有的人口数字,每年人口增长率1%计算,那么1950年台湾本省人口应为633万,可知大陆去台人口数在106万左右。据凤凰卫视的调查,连家属,部队,逃难的共计200多万!

三、湖广填四川

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

康熙皇帝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这次史称“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移民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总移民人口100余万,历时数十年。

清政府为了鼓励移民,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四、中原百姓闯关东

“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有史以来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清朝同治年间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中原地区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关,指山海关。具体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得名。

19世纪,黄河下游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依旧禁关。破产农民不顾禁令,成千上万的冒着被惩罚危险,“闯”入关东,此为“闯关东”来历。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清于1860年在关东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1910年关东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年间(1912年——1949年),“闯关东”洪流澎湃,新中国前夕已达近4000万人。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1830万,大约占全部闯关东人口的一半。全国解放后,统计的闯关东后留下的山东人达到700多万,约占当时东北总人口(4000万)17%,而当时全国人口为5.4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所以说闯关东“可以算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 因此,关东大多数汉族居民的先祖大多属于山东、河北、山西等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