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一方面军共同北上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两河口举行扩大会议，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战略方针问题作了报告，详细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张国焘一方面表示同意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一方面又提出其南下的主张。最后，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

根据两河口会议决议，中革军委于6月29日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由两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另以12个团组成岷江支队和懋功支队，钳制敌人。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通过这一计划，并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以解决两军统一指挥问题。

7月18日、7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芦花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博古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针对红军的行动，蒋介石7月中旬在成都召开了薛岳部师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新的围堵计划。8月初，胡宗南、薛岳部队和川军各部已集结完毕，并逐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企图将红军围困和消灭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由于张国焘的延宕，敌情发生变化，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

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成左、右两路军，穿越草地，北出夏河、洮河流域。右路军包括红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军委纵队的大部分以及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包括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小部分，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1935年8月21日，张国焘率左路军攻占阿坝后，无视中共中央关于左路军应向班佑靠拢的决定，在阿坝延宕不动。中共中央、红军右路军屡次电摧张国焘率部向右路军靠拢，张国焘被迫于1935年8月30日向班佑前进。1935年8月21至23日，红军右路军主力和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先后北上，进入了茫茫草地。经过近一周的艰苦行军，右路军终于走出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茫茫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1935年8月26日，胡宗南急令其第四十九师于8月27日由漳腊向包座疾进，企图会同其已控制包座地区的一个团，在上下包座至阿西茸一线堵截红军北上。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徐向前、陈昌浩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红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8月29日，红军右路军第三十军和第四军向川西北松潘包座地区的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发动进攻。经过三天激战，歼灭敌军4800余人，缴获枪1500多支。

红军攻占包座后，在左路军的张国焘不顾北上的有利形势，拒不执行中央既定的北上方针，执意南下。并于9月9日电令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陈昌浩，“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关键时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最先见到这个电报，立即将电报内容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认为，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已无可能，遂于9月10日率领第一、第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得知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前方部队打电话请示前敌总指挥部，问打不打。陈昌浩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完全同意徐向前的意见，告诉前面部队不能打。从而，避免了事态进一步升级，维护了红军内部团结。 1936年9月中旬，在张国焘强行命令下，红军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和第九、第三十一军各一部，右路军之第四、第三十军等被迫从阿坝、包座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冈、党坝一带集结。南下红军不得不再次进入渺无人烟的水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