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与北上

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部名义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攻击中共中央先行北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南进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命令。1935年9月底，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与南下红军在松冈地区回合。总司令部驻在一个叫脚木足（卓木碉）的藏族寨子里。南下红军在此休整、筹粮。 随着红军的南下，张国焘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白赊喇嘛寺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在指责攻击中央及中央领导人之后，指出：中共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会议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宣布“临时中央”的名单，形成了所谓“决议”。

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朱德、刘伯承多次在会议上与张国焘据理力争，拒不承认张国焘的“中央”，拒绝担任一切职务。1935年9月下旬，张国焘将朱德、刘伯承调离司令部，不让他们指挥部队。卓木碉会议后，朱德与刘伯承住在一起被软禁起来。但由于他们在红军中的极高威望，张国焘也不敢对他们采取更进一步的过激手段。

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贯彻其错误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道路，实现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以所谓“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该战役从10月8日开始至20日结束，共计击溃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先后占领丹巴、懋功县城及懋功所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城镇，基本上达到了夺取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之策源地的战略目的。

绥崇丹懋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决定趁势南攻，打击川敌。张国焘于1935年10月22日发布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1935年10月24日，南下红军各部迅速穿越夹金山。长征中红四方面军曾两次翻越夹金山，这是第一次翻越；而对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军而言，这是第二次翻越。

1935年10月底，红四方面军过夹金山后，分两路向宝兴县城进军。从1935年10月24日至11月12日，红四方面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毙伤俘敌一万余人。1935年11月16日，红四方面军占领名山和邛崃间通道上的重镇百丈关。19日，国民党军队向百丈关反扑，红四方面军与敌激战七昼夜，毙伤敌1.5万，自身也伤亡近万人，被迫于11月下旬撤出百丈关。这次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转入防御的转折点。

此时，天全、芦山地区一形势日趋恶化，国民党军队集中薛岳等部六个师和川军主力大军逼进。红四方面军经一周激战，主动撤离宝兴、丹巴、懋功地区，转移到康定、道孚、炉霍一带。1936年2月上旬，张国焘下达《康道炉战役计划》，规定以一部兵力钳制东南之敌，而以主力迅速西进，夺取西康的道孚、炉霍、康定地区，以便日后发展。

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就战略方针问题提出三种方案：一是北上陕甘，接近苏联，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这是上策；二是夺取四川；三是南下云贵川。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经认真讨论，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方案，张国焘也被迫同意北上方案。1936年3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制定《康道炉战役补充计划》，规定主力佯攻康定，实则进取炉霍、甘孜地区。

南下红军西进中，首先横亘在面前的是坐落于宝兴和懋功之间的夹金山。这次翻越，对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来说是第二次，而对原属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则已是第三次。1936年3月1日，红军先头部队第三十军一举攻占道孚。3月5日，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在刘伯承、程世才的率领下，从道孚出发，分兵两路沿鲜水河向炉霍进发。3月15日占领炉霍，并于3月30日顺利进入甘孜县境。

红第四军经炉霍向西南疾进，攻占瞻化。至1936年4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这时，红二、红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传来，根据朱德提议，红四方面军决定就地休整补充，接应红二、红六军团北上。在甘孜休整准备会师的同时，4月中旬，徐向前、陈昌浩派红三十二军和红四军一部，由道孚南下，占领俄洛、雅江等地，保证了红二、红六军团北进的侧翼安全。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寿灵寺召开红四方面军活动会议，被迫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成立西北局，在组织上“归于统一”。但同时，他擅自宣称党中央也“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陕北方面设“北方局”，中央职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至此，张国焘进行了九个多月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终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