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决定抽调主力红军一部组建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一则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二则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从而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7月初，红七军团的部队到达瑞金后，李德等中革军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接见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和政治部主任刘英，宣布红七军团军团部暨红19师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谴队，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中央规定先遣队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已经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红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分别给红七军团发出作战训令和政治训令。训令还详细部署了红七军团北上的三步行动计划：第一步，由瑞金出发，经连城以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南平之间的闽江地域，并在红九军团的配合下北渡闽江。第二步，渡过闽江后，经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协同红10军消灭浙赣边境地区的敌人。第三步，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新苏区及苏维埃根据地。训令还规定，由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和军团长寻淮洲、军团政委乐少华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决定和处理重大军事、政治问题。
7月7日，抗日先遣队在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先遣征程。出征之初，先遣队攻势如虹，七月底渡过了闽江，顺利完成了抗日先遣队北上的第一步计划。正当先遣队攻克古田县黄田，欲向浙江庆元、遂昌进军之时，中革军委突然电令红七军团向东进袭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8月5日，抗日先遣队占领大湖，直逼福州。
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先遣队逼近福州西北近郊时，对福州守敌的实力、工事、部署等情况都不了解。但部队在中革军委攻打福州的作战命令鼓舞下情绪很高，又听说福州市内的地下党组织将进行策应配合，所以决定于7日晚发起进攻。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国民党凭借工事扼守，双方展开激战。红军几番强攻，都未奏效，双方形成相持局面。于是，先遣队决定停止攻城，部队向连江县桃源方面转移。福州一战，虽然给敌人巨大的打击，但暴露了红七军团的实力和战略企图。先遣队刚过闽江时，声势很大，敌人弄不清先遣队究竟有多大兵力。这一战暴露了先遣队只不过是一支实力不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人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先遣队。
8月16日，先遣队先别了闽东游击区，沿着闽浙边境，继续向闽北前进。8月22日，先遣队在闽东红军独立团的配合下，攻克福文县西部的穆阳镇，8月28日，又攻克了庆元县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打了三个胜仗，红军声威大震。9月初，先遣队进入了闽北苏区东北部的古楼一带游击区。先遣队本想在这里进行休整，但中革军委不同意，急令先遣队离开闽东、闽北，继续向皖南前进。其时，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已失去了支援暴动的意义。如果先遣队在闽东、闽北地区活动，反而能牵制大批敌军，这是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上的又一次重大失误。
10月中旬，先遣队主力大部到达皖赣边和皖南地区，此地是先遣队北上的目的地。此时，敌已集中20个团的兵力，分六路“围剿”皖赣苏区，企图一举消灭先遣队于黎痕地区，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立即摆脱敌人，自行决定向皖南或是赣东北苏区转移。这时，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已经失败，红军开始长征，闽浙赣苏区亦日趋危急。21日，中革军委电令明确要求先遣队转入赣东北苏区。10月底，先遣队全军约3000人，在浮梁、婺源、德兴之间，冲过敌两道封锁线，进至赣东北苏区，结束了北上抗日第一阶段的行动。
1934年10月底，红七军团抵达方志敏等领导人创建并发展起来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在葛源以上地区同红10军会合。11月4日，中革军委来电，命令红七军团与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任命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红十军团辖第19师（原红七军团改编）和20师（原红10军改编），寻淮洲和聂洪钧分别任第19师师长、政委，刘畴西、乐少华分别兼任第20师师长、政委。同时任命曾洪易为赣东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方志敏为赣东北军区司令员，粟裕调任军区参谋长。
11月18日，中革军委又电告红十军团，要其撤出闽浙赣苏区，去创造皖浙边苏区。从当时革命斗争的全局来看，两大红军主力编成一个军团早已不合时宜。那时，中央红军长征已一个多月，南方革命斗争处于低潮。新成立的中央军区命令红十军团撤出闽浙赣苏区，到皖南打运动战，又是更大的失误。11月底，正当红19师出击20余天，转战浙西、震动杭州之时，接到与红20师会合的命令，于是放弃游击桐庐、临安等地区以威胁杭州的行动计划，由浙西向皖南。12月6日，红19师攻克旌德县城，于10日在汤口与红20师胜利会师。
“不编不散，一编就散”，朱总司令曾经这样痛心地评价红十军团的失败。的确，红十军团这支8000多人马的的队伍，从1934年11月编成到1935年1月失败只存在了短短两个月。谭家桥一战便是转折点。红十军团会师汤口后，蒋介石十分震惊，连夜发出急电，调集10万国民党军，分由浙江的俞济时、安徽的赵观涛、刘镇华指挥，专事“追剿”和围堵。为在皖南站住脚跟，红十军团决定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公路两侧的有利地形，伏击尾追的补充1旅和“浙保”一个营。
1934年12月14日凌晨，红军进入伏击阵地。上午9时多，补充一旅的前卫进抵高谭家桥3公里处。由于一名红军战士的枪不慎走火，敌前卫部队警觉起来，派1个营兵力占领谭家桥西南高地，其余在公路两侧展开，并将情况立即飞报旅部。红军3个团于是只好提前发动攻击。由于开火过早，敌主力尚未进入伏击圈，致命伏击战变成了阵地战。战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双方各伤亡二三百人，形成对峙局面。此时，敌援兵21旅由太平方向向谭家桥靠近，红军只好于15日拂晓全部撤出谭家桥地区。
谭家桥之战是红十军团整编后全部转到外线的第一次战斗。此战虽然大体算得上平手，但军团长寻淮洲身负重伤，不能再指挥部队（后在转移途中牺牲），团长黄英特阵亡。在组织掩护的战斗中，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人又先后负伤。由于能征善战的寻淮洲牺牲，新任军团长和师、团领导指挥能力薄弱，无法在危局中率领部队打胜仗，找不开局面，先遣队因此逐渐陷入被动境地。
红十军团经德兴县庙首、泾县茂林、青阳县陵阳和太平县新丰等地，分兵向地处太平、黟县、石埭交界处的皖南苏区进发。途中，部队整编为19、20、21三个师，王如痴任19师师长，胡天桃任21师师长，20师师长仍由刘畴西兼任。同时，还对皖南斗争作了具体安排，留下红十军团的侦察营和地方红军合编为皖南红军独立团，原侦察营营长熊刚任园长，刘毓标任政委。还留下军团教导营在石域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随后，军政委员会还决定留下聂洪钧为皖南特委书记。
红军先遣队的归途，总长虽不过100公里，却十分凶险。国民党当局为消灭红军先遣队，动用数万大军沿途围追堵截。从1935年1月10日起，部队在7天内四次受到阻击。第一次受阻于开化县大龙山，先遣队从茶山南下的当天，在大龙山与敌第21旅40团遭遇，激战数小时，红军撤离。第二次受阻于开化县徐家村。13日上午，红军至徐家村，“浙保”5团早红军半小时到达，并占据阵地，以密集火力封锁道路。红军以19师为掩护，连夜绕道向西转移。
第三次受阻于德兴县港首村。15日中午，先遣队前卫19师抵港首，遭到敌49师在西北侧高地的射击，西进道路被切断，先头部队与主力部队被分割成两段。除先头部队500余人在方志敏、乐少华、粟裕率领下突出重围外，主力部队2000余人在刘畴西、王如痴率领下被拦在封锁线后面。前段的部队，从陇首通过，进入了赣东北苏区。方志敏本可随先头部队一起进入安全地区，但他却留下来返回封锁线与后续部队会合，意欲说服后续部队连夜突围。
第四次受阻于德兴县张家坞。16日，刘畴西率领的先遣队主力在张家坞遭敌21旅阻击。当日傍晚，刘畴西接到方志敏关于突围的通知，但由于刘畴西、王如痴优柔寡断，顾忌部队过于疲倦，坚持让部队休息一晚再走。结果这时，敌49旅、21旅、浙江保安师都赶到了，敌人共有14个团兵力在纵横不过15里的周围驻守着，红十军团主力陷入了敌重重包围之中，先遣队由此错过了当晚突围的时机。
英勇的怀玉山突围战开始后，红军指战员们因连日翻山越岭，极度疲劳，再加上怀玉山恶劣的自然环境，使红军的处境更加除恶。被敌军分割开的红21师，在王龙山的刺窝一带被敌补充1旅包围，由于子弹奇缺，挡不住四面敌军密集的火力，许多战士牺牲，师长胡天桃身负重伤，与部分指战员一同被俘。除在西侧山上担任警卫的5连突出重围，重返苏区外，21师损失殆尽。
红19师、20师被困在怀玉山西北山地和北部的玉峰、马山一带。20日，红军占据龙潭山坡，国民党49师、补充1旅、独立43旅等纷纷压来，包围圈日兴益缩小，红军部队不断被分割、冲散，伤亡惨重。24日，红19师师长王如痴指挥数百战士乘黑夜突围，遭敌军阻击后被打散。次日，方志敏将集拢起来的指战员重组一个团，退向山顶，一面顽强抵抗，一面继续寻路突围。敌人组织了一次次的搜山，分散隐蔽在深山密林中的红军指战员除少数突围进入赣东北苏区和皖南游击区外，一部分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大部分被俘。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遭到了失败。1935年8月6日清晨，方志敏在南昌市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失败了，但其留在闽浙皖赣边的部队仍在继续未竟的事业：粟裕、刘英率领的先遣队500余人突围后，到达赣东北苏区，找到了中共闽浙赣省委。不久，中央分局发来指示：迅速以突围部队为基干，组建红军挺进师，立即进入浙江境内。1935年2月2日，整编就绪的挺进师在师长粟裕、政委刘英的率领下，出赣东北向浙西南进军。部队途经闽北苏区时，原失散的红七军团洪家云率领的一个营重新归队。挺进师历经三年的战斗，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形成了包括浙南、浙西等广阔区域的闽浙边游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