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二渡赤水以后，经过娄山关战斗和遵义大捷，消灭了黔军四个团和中央军吴奇伟两个师，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然而，红军此时就怎样行军，到哪里去，怎样摆脱当前的严峻形势，并没有得出结论，没有形成共识。

红军占领遵义后，毛泽东决定利用遵义作为诱饵，伏击周浑元部队以及击溃中央军的两个师部力量，用大战在贵州站稳脚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后只要与红四、六军团以及四方面军遥相呼应，就可以赤化云、贵、川、湘地区，再一次建立一个苏维埃共和国。

然而，蒋介石让周浑元在遵义附近建立阵地坚守不出，打算重现第五次围剿中的碉堡战术。红军埋伏在鸭溪附近的部队也被国民党的侦察机发现。蒋介石告诉陈诚，对待朱毛红军一定不能大意，要不断总结失败的经验。蒋介石命令让川军的郭勋祺作为主力进攻遵义，由薛岳的中央军配合。因此，红军对中央军的伏击未能打成。 周恩来给毛泽东等人发去电报，建议让驻扎在鸭溪的部队迁移到苟坝。朱德听后，建议将前敌指挥部也迁往苟坝。毛泽东认可了这个提议。 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共历史上一个生死悠关的转折点，而苟坝会议则是这次转折过程中最为关注的一个亮点。正是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成为军事三人团成员。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此时会议及争论中，毛泽东形成了四渡赤水的整体构想。

一渡赤水是被逼无奈，二渡赤水也是权宜之计，只有从三渡赤水开始，红军才开始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三渡赤水起到了布置疑兵的目的，四渡赤水完成了声东击西的金蝉脱壳之计。可以确定，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反对攻打打鼓新场，说明他思想上，对四渡赤水已经构思完毕，后面的行动，都是对这个战略的执行。因此，苟坝会议被誉为“毛泽东用马灯照亮中国的地方”。

毛泽东地位的转变，要从打鼓新场战斗说起。1935年3月10日，政治局召开苟坝会议，会上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提出了关于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建议。当时，打鼓新场有敌军一个师，林彪认为可以尽快消灭他们以鼓舞士气。当时，政治局成员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唯有毛泽东不同意。 毛泽东认为，王家烈在打鼓新场的驻军就相当于一个硬骨头。如果红军对那里发起进攻，就等于和敌人进行了一场消耗战，这不是红军的特长。而且打鼓新场周围有着滇军和中央军的大量部队，就算红军打下那里，也会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被敌人团团包围。可是众人认为黔军在打鼓新场的兵力不足，而且那里作为贵州的四大场，只要红军可以打下那里，对补给和扩红都有非常大的便利。 大家一致要打，毛泽东生气了，说要辞去刚刚任命6天的总前委政委。张闻天说，辞就辞！于是大家进行表决，一致同意毛泽东辞去前敌政委的请求，仍然坚持要进攻打鼓新场。无奈之下，毛泽东只好服从大家的意见。

毛泽东回到住处后，想想还是觉得不能打，于是就提着马灯到周恩来的住处，向周恩来详细说明利弊，最后把周恩来说服了。两人正在讨论时，收到最新情报，打鼓新场敌人增加了兵力。 国民党郭勋祺、孙渡等将领带着十几个团的兵力已经朝着他们赶来。如果红军真的草率进攻了打鼓新场，就真的可能陷入了敌人制造出的陷阱之中。 第二天天刚亮，周恩来就找到洛甫等人，再次召开了政治局的紧急会议。会议上，周恩来将打鼓新场发现的敌情告诉了众人，并且提出了自己与朱德、毛泽东三人都反对进攻打鼓新场的看法。洛甫等人知道具体的情况都有些后怕，差点就将红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很干脆的就终止了原先的战略部署。

在会议上，按照毛泽东的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