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红军分裂,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上)

 

 

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央决定将1、4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4方面军之第9、31、33和1方面军之第5、32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以1方面军之第1、3军和4方面军之第4、30军组成,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中央随右路军行动。新的计划拟订后,本应迅速执行。但是张国焘还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他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1935年8月4日至6日,在离毛儿盖约10公里的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11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1、4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会议排除了张国焘的影响,基本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在组织问题上,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由原来的8人增加到了10人。沙窝会议于8月6日还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这样一来,中央红军再次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8月12日,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与中央合作得很融洽,右路军陆续开始行动,向班佑、巴西地区进发。8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汇报他们已经开始北上,劝告张国焘“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8月19日,张国焘给徐、陈回了两封电报,说:“右路与左路联络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总之,不管谁劝,张国焘就认准了阿坝,哪里也不想去。是以主力经阿坝向青海,还是北上经班佑入甘南向东发展?中央再次面临抉择。于是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朱德、张国焘在左路军,周恩来因患重病,没有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根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方针,到达夏洮地域后,我们的行动有两个方向:一个向陕西,一个向西(即新疆、青海、宁夏)。我的意见,红军主力应该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理由是,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东岸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的地区。这地区虽大,但除去草地、沙漠就很小,人口也很少,我们将会很困难。我们要打破敌人封锁,一定要占领洮河上游及中游。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根据地在哪个地区比较巩固?我觉得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青海回民也不大可能来打我们。同时这里有西边的退路,应该派一个支队向西去,向河西走廊那边去,而且可以向新疆发展。陈昌浩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王稼祥、凯丰、林彪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徐向前也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毛泽东在最后作结论时强调了两点:一、北上洮河流域,然后坚决向东发展。二、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此次会议还研究了常委的分工问题,决定王稼祥负责政治部工作,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博古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毛泽东第一次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的军事负责人。

 

 

夏洮战役方针既定,从哪里北上呢?松潘大路被胡宗南堵住了,红军只有向北行军,经过松潘草地到班佑、巴西地区。胡宗南从藏族土司那里得知:草地是一片魔沼,连鸟儿也飞不过去。红军走草地是自取灭亡。所以草地的北面都没有设防。松潘草地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若尔盖县境内。白河和黑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天然河道水流滞缓,汊河、曲流横布,由于排水不畅,潴水形成了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的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 1935年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30军的264、265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下,最先踏上了草地行军的征程,向班佑进发。在他们的左翼,红一军团4团于21日从毛儿盖出发,走另一条路线进入草地。中央军委纵队与前敌总指挥部随一军团大部队行动。 红军过草地时非战斗减员之多,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反思起来,除了气候多变、高原缺氧等主要原因,还有其他多种因素。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采访后认为:由于当年红军急于北上,事先并没有很好地侦察草地行军的路线,藏族向导的能力和可靠性也是令人怀疑的。红一军团的路线看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其他部队可能走了不少沼泽路和绕弯的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右路军到巴西之后,徐向前未及休息便出发观察敌情。在班佑的东北三十里是上包座,位于松潘通往甘南的大道上。8月24日,胡宗南接到前方守军电报,说红军占领了班佑,大吃一惊。原来认为鸟也飞不过的草地,红军竟然过来了!他立即命令在漳腊的49师师长伍诚仁迅速向上包座进军,一定要把红军堵住。8月29日,红三十军264团向上包座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山头阵地,残敌逃进大戒寺。30日下午,49师先头部队到了大戒寺以南。为了诱敌深入,264团边打边撤,敌人急于前进,根本没发现埋伏在原始森林里的红军主力。31日下午,敌人全部进入红军包围圈内,程世才、李先念发出进攻命令。红军从山上的森林中冲下来,六七里长的战线上杀声震天。49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八个小时,伍诚仁见大势已去,跳河逃跑。49师被基本解决,红军歼敌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打的最大的一仗,这一战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也打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威风。伍诚仁逃回去即被蒋介石撤职,胡宗南领教了红军的厉害,轻易不敢来犯。红军和中央的安全有了保障。现在就等着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了。

 

 

包座战斗结束后,红军北上的道路打通了。8月29日,陈昌浩又致电张国焘,通报过草地的路线和准备进行包座之战的计划,并再次摧促说:“左路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9月1日,徐、陈、毛联名致电张国焘,陈述北上建议。接到电报,左路军开始行动了。但是很不顺利。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面前,它原本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如果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么这条噶曲河则是促成分裂的一个偶然因素。张国焘的回忆有夸大成分,但也是事实。草地的河流没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横冲直撞,形成乱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是坚决主张前进的,但是没有一支部队渡过噶曲河,说明当时确有洪水。

 

张国焘下令返回阿坝。在调头回去时,张国焘给徐、陈去了一个电报。徐向前、陈昌浩接到电报,大吃一惊。张国焘不但掉头回了阿坝,现在连北进方针也不同意了。张国焘当然不会因为一条小河过不去而改变战略方针,对全局形势,他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去。决心已定,张国焘于9月5日10时致电后方的周纯全、倪志亮和王宏坤,告诉他们:“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并要他们将这一决定转告徐向前、陈昌浩。收到张国焘返回阿坝的电报,右路军这里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要先走,但陈昌浩无论如何不同意,坚持要等左路军来一起走。九月九日,张国焘又提出了以四方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境的丹巴、甘孜、道孚、天全、芦山等地的退却计划。

 

张国焘正式下达了要右路军南下的命令。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看来无法调和了。8日夜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前,毛泽东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表示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9月8日这一天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都焦虑不安。他们察觉到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立场起了变化。陈昌浩已经明显倾向南下,徐向前虽不反对北上,但也没反对南下,留有余地。右路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局势一下变得微妙起来。9日下午,陈昌浩去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报告准备执行张总政委的南下命令时,对中央来说是一个极坏的消息。这就是说中央以前作的一切北上的决议,现在完全被张国焘推翻了。陈昌浩的转向,使毛泽东不仅指挥不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左路军的五、九军团也被张国焘卡住过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