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兰仪铜瓦厢(今河南兰考西北)决口,洪水先向西北冲淹封丘、祥符各县,接着又向东流溢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继之分为两股,一股出曹州(今山东菏泽)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过运河,另一股经长垣流至东明雷家庄再分成两支,最后这两支在张秋与曹州流出的一股会合,穿过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流入大海。

东出曹州的一股三四年后就被淤塞,于是剩下的一股就成了黄河正流。这次大改道结束了黄河七百多年由淮入海的历史,黄河下游河道又转向东北流,注入渤海,恢复了北宋以前的流向。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第六次重大改道。

咸丰改道后到同治末年(1874),下游河道极不稳定,水流以铜瓦厢为顶点毫无约束地散荡漫流,形成了一个北至今黄河稍北的北金堤,南至今曹县、砀山一线,东至运河的三角冲积扇。河水正溜从这个冲积扇的一侧游荡摆动到另一侧,变化无定。每当洪水陡涨之时,就在兰仪、郓城、东明等地形成大小无数决口,给豫东、鲁西南地区造成了重大灾难。

新形成的河道迟迟没有能固定下来而任其泛滥成灾, 与南、北方地主官僚的利益冲突具有密切联系。黄河北流,要冲毁山东、河北等北方地区的土地,而且洪水的灾害是长期的,等于是在北方地主的头上悬上了一把利剑,因此朝廷中主政北方的官僚如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人坚决要求堵住决口,恢复南行的河道,使黄河由淮入海。

然而对于安徽、江苏等地的南方地主来说,黄河决而北流,恰似天赐良机,送走了缠绕七百多年的瘟神,又怎愿把它再招惹回来呢?安徽合肥人李鸿章代表着这些南方地主的利益,针锋相对地主张因势利导,维持北流的新河。争执的双方互不相让,朝廷也就迟迟没有能做出决策。

光绪元年(1875),朝廷终于开始在新河道的南岸筑堤,着手固定河道,也就是说在这场南流还是北流的争执中,安徽、江苏等地的南方地主占了上风,黄河这股“祸水”被留给了北方。两三年后,菏泽贾庄附近的工程告成,全河都归入大清河入海,至此始基本形成今天的黄河下游河道。光绪十年(1884),两岸大堤全部完工,河道完全固定下来。

光绪年间,河南境内修筑大堤以后,河道束狭,原来漫流河道所具有的蓄洪拦沙作用明显减弱,使得流入大清河的泥沙大大增加,淤积加速,河床迅速提高。光绪元年(1875)时,河岸高出水面将近两丈,可是到光绪九年(1883)时,由于河底淤高,水面到两侧河岸只剩有三四尺高差。前后不过8年多时间,变化竟如此迅速,可见泥沙沉积速度十分惊人。

又过了十几年时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河底就已高出堤外平地,形成了地上悬河。在这种情况下,河道的频频溃决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所以光绪年间黄河下游的决口大多集中在大清河新道上。此外,黄河的尾闾在河口三角洲上也不断地南北往复摆动,从咸丰五年改道北流时起,到1938年为止,比较大的改道就发生了11次,平均七八年尾闾就要有次大的改徙。

就整个下游河段而言,在这一时期内共有两次大规模决徙。第一次决徙发生在1933年。这一年遇到特大洪水,上、中、下游全河水量暴涨,各段都有决溢,其中下游河段的决溢发生在从温县到长垣200多公里长的河道上,共造成52处决口,两岸居民受灾严重。

第二次决徙发生在1938年。当时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当局试图利用洪水来阻止日军西进,于是在这一年的6月,扒开郑州花园口大堤,使黄河水流涌向东南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的地带,最后由淮河泻入洪泽湖,汇入长江。洪水波及5万多平方公里,前后历时近10年约90万人受灾。

到1947年3月,为了“以水代兵”淹没解放区,国民党当局猝然堵塞决口,使黄河回归北流。幸而在解放区军民的抢修下筑好了残毁的大堤,北归的黄河顺利安全入海,未能造成灾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通过修护堤防和整治河床来维持黄河下游河道,没有出现大规模决溢改徙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