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自龙门涌出山西、陕西两省的峡谷地段后，河面骤然展宽，临猗县吴王渡至潼关一段河道，左右分别为涑水河和北洛河、渭河下游谷地，地势更为开阔。历史上黄河在这里经常左右摆动，给沿岸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近代水文资料表明，黄河向西移徙，往往要袭夺北洛河下游再与渭河相会，这样北洛河就直接向东流入黄河；黄河向东偏移之后，北洛河就要重新归入渭河。因而，了解了黄河、北洛河、渭河三条河流交汇关系的历史变迁过程，也就是北洛河是汇入黄河或者渭河，就可以掌握这段黄河河道迁徙变化的基本情况。

春秋战国时代，北洛河汇入渭河，这在《禹贡》和《山海经》等地理名著中都有清楚的记载，说明这一段黄河河道位置偏东，与现在的情况相近似。大约在秦末汉初的时候，黄河开始向西摆动。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在这一带黄河东岸的河滩上开垦了5000多顷耕地，说明当时黄河河道已向西摆了不少，不然不可能有这么多弃置的滩地可垦。番系当时还开挖了一些渠道，引用黄河水来灌溉这些田地。可是没过几年，黄河就又进一步西移，渠道无法引水，已开垦出的滩地也随之废弃。

西汉中后期以后,黄河重又东移,因此在《汉书》的《地理志》中留下了北洛河汇入渭河的记载。直到北魏时的地理名著《水经注》中,仍然记述北洛河注入渭河,说明从西汉中后期到北魏,这段黄河河道基本稳定在偏东的位置,没有向西大幅度摆动。

隋代初年,黄河又一次西移。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在渭河南岸开挖漕渠,用以运载从江南和黄河下游地区运来的粮食及其他物资。漕渠的西端在长安城附近,东端则与黄河相连接。由于潼关附近地势较高,如果黄河河道像现在一样偏东的话,漕渠是根本无法与黄河相贯通的。因此,当时黄河肯定已经向西移动,并且需要袭夺北洛河下游河道,才能与漕渠的尾闾相连接。事实上,这也是这一段黄河西徙所能到达的最大极限。西移的黄河河道,没能持续太久。隋代末年,李渊从太原向长安进军,途经这一带时见到北洛河已经注入渭河,说明黄河已向东摆回。整个唐代,北洛河一直是汇入渭河,反映出黄河河道基本上稳定在偏东的位置上。

北宋初年,黄河河道仍旧偏东,北洛河注入渭河。 到了北宋后期,黄河终于冲溃西岸的河堤,直冲到北洛河的末端,袭夺其河道南下,再与渭河相会。现存的几幅宋代石刻地图,反映了这一变迁发生的大致时间。

在这几幅传世石刻地图中,只有元符三年(1100)刊刻的镇江《禹迹图》标绘北洛河注入渭河,说明在这以前,黄河的位置还是比较偏东。21年以后的宣和三年(1121),在四川荣县的文庙里又刊刻了一幅题为《九域守令图》的地图。饶有趣味的是,在这幅图上,北洛河下游刻有两条河道,一条入黄河,另一条入渭河。联系到后来河道发生的变化,只能解释为初刻地图时北洛河本注入渭河,后来黄河河道西移,袭夺北洛河,北洛河这才直接注入黄河,后人根据这种变化后的情况,改刻此图,添注上注入黄河的北洛河河道。

如果这种推论不误,那么北洛河直接注入黄河,也就是黄河大幅度西移,只能发生在宣和三年以后。在15年后刊刻上石的西安《禹迹图》和《华夷图》上,北洛河都已是直接注入黄河,证明了在宣和三年以后不久,就发生了这次黄河的大幅度西徙。

大约在元末明初之际,黄河河道重又摆向东侧,北洛河又注入渭河。但是到了明成化年间(1465—1487),黄河又向西摆动,在还没有摆到北洛河下游时,就因两条河道相距太近,致使北洛河冲溃东岸,决水于黄河。在这以后,黄河仍继续向西摆动。隆庆三年(1569),黄河向西岸泛溢;万历六年(1578)又冲溃西岸的大庆关(在今陕西大荔),进一步西移;万历十二年(1584)终于侵及整个北洛河故道,摆到了西移的极限位置。

清代大部分时间内黄河都偏靠西侧,北洛河直接汇入黄河。 道光年间,曾有人在黄河东岸挑挖引河,企图诱使河道东移,但是未能取得预想的结果。光绪二年(1876),北洛河曾一度转向西南,决入渭河。但新的河道距旧日的北洛河河道(也就是当时的黄河河道)仅有数十丈距离,只能依赖黄河西岸的永安堤来阻遏黄河的西侵,显然不可能维持长久。果然,至光绪三十年(1904)前后,黄河就又进一步西移,重与北洛河相汇。

进入民国以后,黄河仍在西侧稳定了较长时间。1928年以后,河道开始逐渐东移。1932年,黄河改道直下潼关,北洛河也随之改入黄河。此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黄河河道又发生过多次小幅度摆动,仍然很不稳定。

纵观春秋战国以来这一段河道的变迁过程,正符合俗语所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但是这来回动荡往复的黄河河道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总的看来,黄河居东、北洛河入渭的时间,要比黄河西摆、北洛河直接汇入黄河的时间长出一倍左右。因此,设法维持目前的黄河河道是比较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