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在商胡埽向北溃决,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这是黄河变迁史上的第三次重大改道。

仁宗嘉?五年(1060),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河南南乐西)决出一支分汊,向东北流,行经一段西汉黄河故道以后,下流循汉代的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被称为二股河。由于两股河道并存,人们称商胡埽北决的河道为“北流“或“北派”,称第六埽决出的河道为“东流”或“东派”。

随着这北、东两派的出现,北宋朝廷上下围绕着固定河道问题,展开了反复的争论,其中一种意见主张维持北派,另一种意见则主张行用东派二股河或是沿用京东故道及横陇故道。在直到北宋灭亡的这近70年内,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始终也没有能取得共识。在这期间,黄河则时而北流,时而东流，有时还两派并行,有时甚至向东决入梁山泊,然后再分流入海。总之,黄河下游河道已开始进入一个变化多端的时代。

如果把庆历八年生成北派河道这一次河决也算在内,在这一时期黄河总共发生过3次决而北流。这3次北决的河道,流向大致相同:在今濮阳县附近决出后,向北经清丰、内黄、大名、馆陶、清河、南宫、枣强、冀州、衡水、武邑等地,然后再北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天津以东入海。

北流的新道形成之后,由于河床比降增大,下泄量随之增加,濮阳以上河道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而濮阳以下河道则由于在决口改道北徙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急转的河湾,结果在凹岸的堤防薄弱处出现了险工地段。庆历八年后,在今濮阳、清丰、馆陶之间(即古代的澶州、大名一带)的河湾上有灵平埽、大吴埽、小吴埽、商胡埽、迎阳埽、孙村埽等一系列险段,汛期一到,时常泛滥决口。

北流的黄河进入冀中平原以后,河道呈现出典型的游荡性特征,在东西两侧有高地夹峙的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的平原上来回摆动。当时的治水者顺依这种游荡的特性,把堤防修筑得离开河道很远,有的地方甚至相距几十里远,给河道留出了充分的晃动余地。然而这样也并没有免除河患。宽立堤防虽然可以暂时起到防范移徙的作用,但是由于河道平缓、来沙又多、河床宽浅而无约束,造成溜势分散、产生许多沙滩、主槽变化不定、河底很快淤高。譬如元丰四年(1081)决出的北流河道,短短20年后就已淤积高出地面。所以冀中平原上的北流河道也经常出现决溢现象。

北流河道所行经的界河(今海河),原来河道比较狭窄,黄河徙入以后,河床受到强烈的冲刷,迅速加深加宽,在改道之初的十几年内,河床的宽度展宽了约4倍,深度加深了2-3倍。这对减轻下游河患起了很大作用。

东流的黄河,除了京东故道和横陇故道之外,还包括嘉?五年(1060)形成的二股河。京东故道和横陇故道河床都早已淤高,而二股河起初宽200尺、深不到6尺,以后虽曾一度拓宽,但不久就又逐渐淤浅变狭。庆历八年(1048)河决北流以后,东流派主张引水回流。他们于嘉?元年(1056)四月强行堵闭北流,在今濮阳东北的商胡埽遏阻黄河水流,使黄河由六塔河注入横陇故道。

但是由于分水处的北流河道阔200步,而六塔河宽仅40余步,只能容纳十分之三的黄河水量;而横陇故道高亢的地势,不仅无助于冲深刷宽河道,甚至连行水都不够十分通畅。所以在闭塞北流的当晚,就又重新溃决。东派的二股河河道虽然比较顺直,距海里程也要短一些,但是河床淤高的情况同样十分严重,其中利用西汉故道的某些地段,在元?末年时甚至已超过两岸民房的屋顶。

总之,宋仁宗庆历八年以后的黄河北流、东流选择问题,就河道条件而言,东派地势高、河道比降小、行水不畅;北派行经低洼地带,河道比降大、易于行水,所以条件要好得多。在这种条件下,主张东流派者强行塞断北流,挽河东流,自然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所以黄河屡塞屡决,最后还是决而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