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集 秦国崛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
公元前九世纪末，嬴姓族长非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丰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骞叔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的将西戎的使臣由余招致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
秦穆公去世后的三百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了一系列混乱之中，经历了厉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了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
公元前五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施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能有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卫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卫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封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史载，商鞅见到秦孝公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语数日不厌。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
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推行全面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这是一件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为了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它向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强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
商鞅变法历时十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了使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自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
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只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
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士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齐为二十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以军功作为赏爵的惟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级，男子成丁时只是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他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的能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它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密档。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土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着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
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名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
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名田制。名：意味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承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用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罚，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
接着，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驷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珡黥刑，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刑，就将太子的两位师傅分别实行了黥刑和割鼻的劓刑，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
孝公十二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栎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部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置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全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的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积，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初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来，这是一件自两千多年前量器，这件量器左侧刻秦孝公十八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量器，竟刻有两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这就是商鞅方升。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的时候确定下来的制度。
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的秦始皇时期多达三万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的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又精确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
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当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商鞅新法。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的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霸），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将商十五邑封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
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利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
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逝，太子驷继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倒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傅公子虔，他们誓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施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军队，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