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世多以为一帆风顺,但其实不然。秦始皇在位前20年,秦国头顶始终盘旋着一个巨大危机---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如此频繁,秦国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逐一灭亡六国,秦国自身雄厚的农业基础、丰富的粮食储备,是最关键的因素。农业离不开水利工程,在当时那些著名的水利工程中,除了蜀地的都江堰,就要数关中地区的郑国渠了。
郑国渠的修建本来是一起阴谋。战国末年,山东六国中的韩国最弱小,又距离秦国最近,韩王安企图削弱秦国,于是命本国水工郑国担任间人、游说咸阳朝廷,在泾水和洛水之间开凿一条灌溉沟渠。名义上是为秦国农业着想,实际是打算以此拖垮秦国,使之无力东出,进而保全自身。
关于郑国渠的修建时间,《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河渠书》《李斯列传》等相关传记均不见记载,倒是《六国年表》称其修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6)。此后许多年里,为修建这条水渠,秦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不料修渠期间,郑国的间人身份暴露。秦王政本欲杀郑国,郑国辩解称:自己虽然是间人,但这道水渠如果真的修成,对秦国仍然有利。
很可能是郑国此前已展现出先进的工程理念、丰富的技术经验,使得秦王被郑国的话打动,对其既往不咎,继续任用他修渠。数年后,水渠完工,果然灌溉了关中地区的大片农田。为表彰郑国,秦国将这条水渠命名为郑国渠。
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秦国所属的关中平原都以富饶著称,如今人们熟悉的“天府”一词,最早并不是四川,而是指关中。然而,关中最大的支流之一---渭水,南北两岸的情况迥然不同。南岸由于秦岭的原因,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北岸却由于河流少,土地开垦也少;又因为渭水河床南高北低,每次洪水泛滥都是溢向北岸,又无处泄流。水中杂垢因此在北岸层层淤积,天长地久便积渍成盐卤洼地,既无法农耕,也不宜放牧、渔猎,只能大片撂荒。
好在渭水北岸还有一条泾水,它是关中八水中仅次于渭水的第二大河,发源自宁夏泾源县六盘山,一路向东,最终在高陵区船张村一带的“渭?”汇入渭水,“泾渭分明”这个成语便形容两水汇合的景象。不过,二水到底孰清孰浊,不同时代情况也不同,都是随两河上游水土侵蚀情况而变化,在郑国渠修建的时代,泾水该是浑浊而富含泥沙的。同时,渭水北岸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如果能向东凿渠引出泾水,泾水便可以自然向东流淌,浇灌渭北的大片土地。郑国渠的修建,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唯一的问题是,这一工程的消耗极为巨大。
从今天的西安市区向西北行驶60多千米,是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上然村。村北的泾水出山处立有一块方正石碑,上书“郑国渠首遗址”几个大字。2000多年前,郑国便是在这里带领秦人拦截泾水入渠。他的计划简言之,便是在泾水东岸、泾阳以北修建一条东西向绵延三百里的水渠,横贯整个关中平原北部,直至大荔,从而打通泾、洛二水。
如今的郑国渠首已湮废,对于它原本是什么样子,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对郑国渠首的形态存在“大坝蓄水”“壅水入渠”两种看法。从1985年起,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郑国渠首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在泾阳县王桥乡上然村北,发现一座东起泾河东岸木梳湾村南尖嘴,西至泾河西岸湾里王村南的土梁遗迹。考古工作者认为大坝具有拦河蓄水任用,还确认有引水配套的退水槽与引水渠等。至此,郑国渠“大坝蓄水”说的观点十分流行。
但很快,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就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在战国时代修建拦河坝并形成水库,并不具备客观条件。历史地理学家李令福也认为:“郑国渠筑导流堰壅水入渠的引水方式不仅符合今日发现的郑国渠首遗迹的实际,适合当时瓠口的水文地形特征,达到了洪水期引浑淤灌的技术要求,而且也与文献记载相一致。”在他看来,“壅水入渠”的观点更有道理。
总而言之,大部分研究认为,郑国渠并不是全程开凿一条全新的水渠,而是只开凿若干最必要的渠道,使原有众多河水改变流向,或者使之变为自己的渠道。这样既可增加郑国渠的水源,又可减少施工量。郑国渠的竣工,极大地改善了渭水北岸的大片土地。它不仅灌溉大片农田,泾水还带来黄土高原泥沙和有机质,在关中平原实现了灌水、肥田、改良盐碱地等多重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