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陈昌浩等回到延安

石窝分兵后，按照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决定，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为了确保陈、徐的安全，会议同时决定组成由总部参谋陈明义、总司令部保卫科长袁立夫为正副队长的护送小分队护送，加上陈、徐的四名警卫员共34人，一并同行。

3月16日徐向前和陈昌浩告别战友，启程东返。他们夜行晓宿，在祁连山中摸索行进了三天，快要出山时，为了减小目标，经过慎重考虑，徐、陈决定分散行动。徐、陈带着保卫科长袁立夫、警卫同康海生、邱回春、赵家仕、王茂金一行七人，开始了奔赴延安的艰苦历程。

他们一行在祁连山边缘地带走了六七天，由于敌人盘查很严，未找到空隙出山。行至张掖南面的西洞寨时，侦察探路的康海生、赵家仕被搜山的马家军骑兵抓去，袁立夫在黑夜里走散，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徐、陈二人昼伏夜行，继续东进。

一天拂晓前，徐向前喊陈昌浩起床，可陈昌浩起不来了，胃疼得厉害，又发高烧，无法继续赶路，只得暂住在老乡但复三家养病。这样徐向前只得孑然一身继续东行，昼夜兼程，沿着祁连山边的戈壁滩向陕北方向跋涉。

徐向前行进到凉州一带，遇到了红三下军特务营营长蔡光波，两人便结伴同行，经古浪、土门、景泰，渡过黄河，翻过六盘山，经平凉到了甘肃镇原的小屯里，见到了援西军的耿飚、刘志坚。第二天，刘伯承派人把徐向前接到镇原援西军总部，战友相见，悲喜交集。

在镇原休息了两三天后，徐向前随刘伯承、任弼时乘车到云阳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后来在西安见到了周恩来等。1937年7月，徐向前与周恩来一道回到延安。刚到延安，毛泽东就接见了徐向前，听取了徐向前关于西路军的详细汇报。

与徐向前和陈昌浩分手后，陈明义、肖永银和小分队在祁连山中与敌人周旋了32天，最终被敌人打散，大多数战友牺牲。陈明义、肖永银历经艰难，于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经过甘肃环县，来到了镇原援西军司令部。

陈昌浩与徐向前分手后，在但复三家大病一场。但复三为陈昌浩诊病配药，精心治疗，使陈昌浩的病情大有好转。经过月余的调养，陈昌浩向但复三提出要去陕北，但复三毅然决定带上义子聂有成护送陈昌浩东行。一路上他们三人装扮成一家人，以行医为掩护向兰州走去。

到达兰州后，他们打听到西安有红军联络处，便乘车赶到西安寻找，但没有能够找到。又得知西安与延安有邮路可通，陈昌浩便给在延安的朱光写了一封信，一段时间过去了，可杳无回音。

1937年6月，陈昌浩无奈之中乘火车南下，经过武汉，到达了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又返回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子、儿子见面。

后来陈昌浩带着两个儿子复返西安，乘车到耀县后步行到达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1937年8月底，陈昌浩在延安见到了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新当选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尔后，陈昌浩被安排住进位于杨家岭的窑洞里，开始写西路军失败的检讨。

1937年9月30日，陈昌浩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半月后，又补充写出《第二次报告书》。

与孙玉清、熊厚发他们被敌人打散后，王树声和杜义德、李彩云、李新国等人继续向西追赶左支队，但走了好多天也没有追上，便决定掉头东返，途中，李彩云被错杀。

他们在祁连山中艰难东行，大约在6月初从甘肃省民乐县的南山口走出祁连山，向北穿过河西走廊，进入民勤县境内。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决定分头行动，走向陕北。王树声、杜义德等四人为一组，沿腾格里沙漠边缘东行，到了宁夏中卫附近。为减少过河目标，他们又分头行动。

王树声在与通讯员失散后，在宁夏中卫的旋窝铺附近，被一位叫俞学仁的老人营救。后来他装成哑巴，以老人“女婿”的身份为掩护，在俞学仁的护送下，从当时的固北县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回到了延安。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安排，入疆后的西路军左支队437名将士，先后于1937年底、1938年、1940年、1946年分6批陆续回到了陕甘宁边区。

第一批是左支队领导。1937年12月，经过请示中共中央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继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的邓发向左支队宣布中央决定：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郭天民、苏井观等西路指挥员回延安。此时，留在迪化的西路军高级干部只剩下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五军政委黄超。

第二批是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学员。第三批是“新兵营”指战员。除去第一、二批人员，赴苏学习人员和航空队学员外，“新兵营”的官兵共有360余人。第四批是“患病留新”人员。第五批是赴苏学习人员。第六批是航空队学习飞行和机械修理的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