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转移多磨难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党中央决定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按照党中央和军委的意图，转移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沿着红二、六军团走过的路线，前去与两军团会合。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认为，只有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所有携带的物资行李放下，才能真正展开作战。
因而按照他的部署，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三军团为右路前卫，八、九军团分居两侧后方，五军团为后卫屏障，负责阻击追击之敌。这是一种消极避战的阵形。对这种行军方式，刘伯承称之为“甬道”，毛泽东斥其为“叫花子搬家”。
由于上级并未明确去向、目的及需要准备的装备物品，临出发前战士们只得将大部分物资不加区分地胡乱打包，既有兵工厂的车床、印刷厂的石板、看病用的X光机，也有磨米的石磨、文书档案、印钞机等，满是瓶瓶罐罐、零碎家当，光是雇用的挑夫和筹集的骡马，就组成了一支辎重庞杂的队伍，远远看去，这不像是一支军队，更像是一群搬运工。
红军在一个月时间内接连突破了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其间只有伤亡不大的零星冲突，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激烈战斗，也未付出多大消耗。按照预定计划，红军队伍下一步将渡过湘江，与红二、六军团成功会合。
随着红军突破敌军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终于摸清了红军西进意图。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是一次绝佳机会，他亲自飞赴南昌坐镇，并于1934年11月17日颁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要求湖南、贵州、广西各路军阀及中央军部队，联合堵剿。随后近40万国民党大军兵分5路纵队，精心布设为一个以湘军和桂军分居两侧夹击、中央军和粤军尾追配合，至湘江一线妄图集中消灭红军的口袋形“剿阵“。
具体安排为：刘建绪率领湘军4个师共6万余人为第一纵队，开赴全州，与桂系15军夏威部共同负责正面堵截；薛岳指挥中央军吴奇伟部2个师共3万余人为第二纵队，在零陵、黄沙河一线侧翼攻击；周浑元指挥中央军3个师共6万余人为第三纵队，李云杰率领湘军2个师2万余人为第四纵队，共同负责在红军预定行军路线北侧攻击；李韫珩率领湘军1万余人为第五纵队，从东面压迫攻击红军。
除此之外，中央军3个师外加一个机动纵队共计6万人，由薛岳任指挥官，协调吴奇伟一部在湘桂公路上阻击红军北上，桂系2个军12万人在桂北正面截堵红军，8万粤军则在陈济棠率领下继续在红军侧后追赶。
湘江东岸，沿湘桂边界，由南向北呈“品“字形分别坐落着灌阳、兴安、全州三县，兴安位于湘江上游，灌阳在兴安以东、全州以南，全州最北。无论是国民党军”围剿“还是红军突围过江，都必须牢牢掌握此三县主动权。
为了确保三县万无一失，湘桂军阀达成了“全州协议“，规定了湘军与桂军的防线划分：双方均以黄沙河为界，湘军负责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而桂军负责兴安、全州、灌阳至黄沙河一线的防御，这样全州的防务就由湘军转交给了桂军。
然而，桂系白崇禧却始终对蒋介石不放心，毕竟蒋桂战争休战不久，这样大费周章地要求桂军主力参与“围剿“，白崇禧担心此中有诈：蒋军第五次”围剿“，把过去的纯军事战改为总体战，窥其意图，企欲力逼红军南下，随后中央军跟踪追击，借此统一西南，达到其一箭双雕的目的。
11月上旬，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召开会议，分析红军实力远在桂军之上，如遵蒋命死扛，则必受重创甚至被吃掉，广西将被红军甚至蒋军占据，由此制定了对红军不拦头、不折腰、只击尾的“送客“策略，表面上对蒋介石安排”遵命办理“，实际上主要行动在于防备红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借机入桂。
红军也摸准了白崇禧对蒋介石的猜忌之心，特意于11月18日抽调部分兵力猛攻白崇禧在富川、贺县之间的白芒营，造出欲取桂林梧州，掉转“船头“入广西的声势，这击中了白的”命门“，给了他难得的”撤退借口“。恰此其间白崇禧收到其安插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密线来报，称蒋已定下以压迫红军为契机，一举除掉红军、桂军、粤军的毒计。
这更加印证了白崇禧的猜疑，坚定了他南撤的决心。他盘算着让主力回撤广西大本营，既可以防止红军大举进攻广西，又可以防止蒋介石南下借机削弱桂军、插足广西，可以说是保存实力和地盘的唯一选择。
11月22日，白崇禧部署在石塘圩南北地区的桂系第四集团军44师和24师匆匆南撤至灌阳、新圩附近一线，重新构设阵地。湘军何键也“耍起心眼“，一方面特意延后4天才将部队南移补空，并向蒋介石发电指责桂军让防线”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另一方面却仍留出了全州、兴安一线60公里成为防务空白，实则担心红军借机入湘。
这样，红军摸准白崇禧、何键的自保心理，略施巧计就推动二人达成了配合红军、为我所用的心照不宣的“默契“，由此为红军赢得了22日至26日的黄金时间。这几日全州仅有民团负责防务，可谓几近畅通。
11月22日，红军先头部队先期抵达全州，发现此时全州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然而由于先头部队上报延误。25日，博古、李德才以党中央和军委名义对红军下达了攻占全州的命令。11月25日，党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
当天下午5时，军委主席朱德又下达了红军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作战命令，部署野战军分4个纵队前进。按照这一命令，27日晚，负责在左翼行进的红三军团第4师已占领光华铺，第5师已占领新圩、马渡桥，负责右翼的红一军团占领脚山铺。就此，红军各路已按部署占据相应阵地，为后续中央纵队过江构建了安全屏障。
实际上，中央纵队在27日已抵达文市、桂岩。此地距最近的湘江渡口不足55公里，且敌人尚未完全形成夹击之势，如此时当机立断，果断渡江，必将大大减少损失。然而，当时中央纵队后尾部队据渡口尚有155公里，前后相差约100公里，且不肯减掉辎重，仍按部就班地缓慢行进。就这样，原本仅需1天就可以实现的渡江计划被拖延到足足4天，珍贵的窗口期已经丧失殆尽。
此时，蒋介石已得知精心设计的“口袋“竟在全州处敞开了一个口子，在斥责桂军的同时，急忙吩咐各路军阀向红军压迫，白崇禧留下的空白很快就被赶来的何键部队4个师补上，刘建绪率领的湘军自黄沙河一带南下，27日即抢在红军前迅速占领全州，南撤的白崇禧部队也有蒋介石的要求下复而北上、回师灌阳，各路敌军声势浩大，呈合围之势压进。一场恶战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