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两件）

马家窑文化分布于我国西北甘、青、宁的黄河上游地区，其存续时间约在距今 5500 至 4000 年前。这是一支深受仰韶文化影响的地方文化，此时，仰韶文化已经逐渐衰落，彩陶文化不复当年的繁荣，而在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在继承仰韶的同时，还进一步发展了彩陶文化，融入许多前所未见的图案，形成独具一格的新风格。

两件马家窑文化陶器入选“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代西北地区与中原文化联系密切又颇具性格的文化面貌。

1973 年，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遗址出土了一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舞蹈纹盆。陶盆口径 28 厘米，在内壁口沿下方，以黑彩描绘了 3 组跳舞的人，每组 5 人排成队列，正手牵手舞蹈，与今天藏族等少数民族跳的“锅庄舞”相似。虽然陶盆上的彩绘只是勾勒轮廓，跳舞人的面貌、衣饰等都未加描绘，但我们仍然能透过简单的线条感受到舞者的欢快、舞蹈的韵律和现场热烈的气氛。

这件舞蹈纹陶盆并非孤例。1995 年，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也发现了一件马家窑文化舞蹈纹陶盆，陶盆内侧有两组舞蹈纹饰，一组 11 人，一组 13 人，舞蹈者穿着圆形裙装，以同样的韵律舞蹈。这两件陶盆不仅体现了马家窑文化先民的精神生活和艺术水平，还成为现代学者研究民俗的重要证据。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裸体浮雕彩陶壶，1974 年发现于青海省乐都县柳湾，与彩陶舞蹈纹盆的浅显易懂相比，这只陶壶给人留下的则是无尽的疑惑。

陶壶高 33.4 厘米，口径 9.2 厘米，材质为泥质红陶，高颈、小口、鼓腹、平底，在陶壶上以捏塑了人像浮雕，人像五官俱全，全身赤裸，乳房用黑彩绘出，阴部夸张，双手捧腹，双足外撇，人物背面绘有蛙纹。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着重塑造的生殖器兼有男女两性的特点，让初见者颇为震撼。

陶瓶出上后，围绕人像展开的讨论不绝，有人认为中外许多民族的神话传说中，都有兼具男女性征的神存在。因此推断裸体双性浮雕彩陶壶是马家窑文化信仰的双性神。还有人认为，壶上的蛙纹彩绘是上古时期常见的生殖崇拜图案，即希望像蛙一样多产，因此陶壶上的双性人像实际上是生殖崇拜，是护佑多产多育的生殖之神。

河姆渡文化的江南烟火（3件）

在约 7000 年前，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相当成熟。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相关遗址的发掘中，大量碳化稻谷、谷壳、秸秆以及骨耜等工具的出土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发达的农业，营养丰富而产量巨大的稻米让这里的人衣食无忧。

1978 年出土于河姆渡遗址 243 号探方的陶灶就是一件表现这一时期长三角居民生活方式的实物。陶灶长 55 厘米，开口宽 37 厘米，火门上翘，外壁有两个环形大耳，内壁安有 3 个支撑陶釜的陶丁，灶底有椭圆形圈足。常见的陶灶都固定使用，鲜少有移动需求，河姆渡这只陶灶外壁的两个耳显然是为了移动方便，种种特殊之处表明河姆渡这只陶灶用途特殊。

学者认为，河姆渡这只陶灶可能用于船上，为避免海浪溅入灶膛，因此采用了上翘的火门，双耳的存在也从侧面证明陶灶的使用者对其移动功能有相当高的要求。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木桨，而同区域更早的跨湖桥文化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独木舟，陶灶的出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河姆渡时代，余姚地区已经有人长期生活在木船上，过上了饭稻羹鱼的生活。

富足的生活催生了发达的手工业。1976 年，人们在河姆渡遗址发掘中出土了一只木质碗，碗壁涂有朱红色颜料，虽然历经 7000 年岁月洗磨，仍可见其美。经鉴定，这件木胎朱漆碗壁上的朱红色颜料与西汉马王堆墓葬中发现的漆器成分相似，因此将其确定为中国最早的漆器实物（2021 年浙江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了约 8000 年前的原始漆器，属于河姆渡文化的前身跨湖桥文化，刷新了这一纪录）。

目前保存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双鸟朝阳”牙雕于 1978 年出土于河姆渡遗址。这片牙雕应当是河姆渡文化中一种被称为“蝶形器”器物残存的一部分，呈长半椭圆形，长 16.6 厘米，残宽 6.3 厘米，在残片一面，以细线阴刻图案，图案中，左右对称的两只鸟曲颈抬头，簇拥着一个由多个不同大小的同心圆组成的圆形图案，圆形周围装饰了火焰形纹饰，显然这是一轮太阳。总而言之，象牙片上的图案应当是双鸟托举太阳的图像。

这片象牙雕是一只“蝶形器”的一部分，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形状类似蝴蝶的“蝶形器”发现不少，大多为木质，尚不清楚其功能，不少学者推测，这种器物可能类似于图腾，绑定在木柱顶端，用于祭祀。而象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是常见的材料，以这种稀有的材料制造图腾，可见其意义非凡。

良渚文化的神权统治（两件）

在红山文化走向末路时，长江下游，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文明---良渚正迎来自已的黄金时代，现藏浙江省博物馆的神人兽面纹玉琮和玉钺正是这段历史最好的见证。 反山是一处巨大的人工夯筑土台，11 座高级墓葬坐落于台上，表明这是良渚的高级贵族才配享用的墓园。12 号大墓为其中等级最高者，在墓中出士了大量精制的玉礼器，良渚神人兽面玉琮与玉钺均出于此。

玉琮出土于死者左肩上方，6.5 千克的重量让其在多出玉琮的良渚文化中也罕见其匹，玉钺则出土于死者手边，也是良渚所出的同类器物中最大、最精致的。在琮与钺上都细致地雕刻了同一幅图案：一个神秘的兽面瞪大双眼，血口大张，利爪伏于身前，一个头戴夸张羽饰、身着华丽服装的神人凌驾于兽面之上，双手按住兽面，呈降服之状。

类似的兽面在良渚许多玉礼器上都曾发现，应该是良渚人信仰的神兽，而降服兽面的神人则极为罕见，暗示其特殊性。一般认为，琮为祭祀重器，钺则象征世俗军权，体型最大、最精美的琮与钺出土于同一座墓葬，表明墓主是一位集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威于一身的重要人物。学者们认为，神人可能正是反山 M12 墓主的形象，他既是良渚古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也是可以降服神的大巫。

陶寺文化的国家曙光（1件）

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经历了上千年“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不同血缘、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不断摩擦、整合，松散的部落联盟逐演变为规模更大、权力更集中的方国，而方国之间的竞争则进一步催生王国的出现。在这个时间点，跑在前面的并不是中原，而是晋南地区，陶寺文化统合了襄汾盆地，巨大的城池、高度统一的文化面貌、青铜器物的出现都表明陶寺文化已经站在了文明的门口，即将成为真正的王国。

在陶寺宫城南部的大型墓葬区，几座明显区别于普通墓葬的高等级墓葬引人注目。在 M3072、M3073、M2001、M3016 等 4 座大墓中，均出土了一种被称为彩绘蟠龙纹陶盘的器物，这些陶盘为正圆形，口径均为 40 厘米左右，盘内以黑彩为底，黑底上再以红、百、黑彩绘蟠龙形象，蟠龙盘曲环绕，头在外、尾在内，驱体细长、长有鳞片，头上长角，眼若豆状，嘴巴张开露出利齿，舌信向外吐出，颇具威严。

蟠龙纹盘制作精美、体形硕大，只出土于同一片墓地的大型墓葬中，均无日常使用痕迹，因此学者认为这种器物应当是陶寺早期统治者家族专用、用于标识统治者身份的礼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