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青铜铸造,春秋战国也是我国髹漆、玉石雕刻、抛光、错金银等工艺的大发展时期。其成果以这几件禁止出国(境)的国宝为例:1951 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固围村的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将不同质地、不同色泽的材料,巧妙地配合使用,使不同色彩的对比非常和谐,产生绚丽多彩的装饰效果,这条带钩也代表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1965 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 1 号墓的彩漆木雕小座屏,采用透雕和浮雕工艺,刻画出以双凤争蛇为中心的连续性图案,是当时楚国髹漆工艺的经典之作。
战国时期甚至还出现了酷似现代玻璃杯的器皿---水晶杯,现藏杭州博物馆的战国水晶杯是迄今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器形最大的一件,主要运用的是弧面打磨工艺和抛光工艺,虽然外形非常超前,不过对于玉器加工技术已进入鼎盛阶段的战国时期来说,制作这种水晶杯并非难事。
1978 年 5 月于湖北省随州市展开的曾侯乙墓考古发掘,出土的众多文物,更是给今人进行了一次战国时期各种工艺文化的大展演。该墓是战国早期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的一座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三批“禁止出国(境)文物目录”中,属于战国时期的共 19 件,其中 5 件出土自曾侯乙墓,占比超过1/4,而且这5件文物还包含不同类型。
代表中国古代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的青铜尊盘出于此墓,整套器物以失蜡法制作,共有饰龙 84 条,蟠魑 80 条,制作复杂,造型美观,极尽奢华,尤其是镂空装饰有若干层,玲珑剔透,精巧华丽,堪称鬼斧神工。不过对于青铜尊盘的用途目前仍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它是冰酒之器,也有人认为如此极品的青铜器,可能已非实用之器,而是显示主人尊贵身份的艺术品。
盛殓着墓主人遗体的曾侯乙墓漆外棺,无论是棺上铭文,还是以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雕琢出各样纹饰,不仅是 2400 多年前精湛工艺的见证,对于今天研究战国时期楚地文化风俗也具有重要意义。
于东室幕主棺内发现的一组多节活环套练玉佩堪称战国玉饰的代表作,这组玉佩全长 48 厘米,宽 8 厘米,主要由四块透雕的白玉石组合而成,玉块分别雕成以活动游环所连接的玉璧、龙纹玉瑗等形制,共 16 节,可折叠、拆卸或变换次序自由组合,设计匠心独运,是战国玉器中环节最多、纹饰最繁复、工艺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的一件。
同出土于曾侯乙墓的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则直接反映了战国早期楚地高超的木雕和髹漆工艺。鸳鸯形漆盒的胎质是木胎,造型状似一只浮水的鸳鸯,头身以棒连接。鸳鸯下腹两侧以朱红、金黄两色接彩绘了两幅图画,右侧绘击鼓图,以兽为鼓座,上立建鼓,一旁绘一兽拿两个鼓槌正击鼓,另一旁绘一高大佩剑武士,正随着鼓声翩翩起舞。左侧绘撞钟图,以两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两层,上挂两钟,下悬二磐,旁边有一位乐师拿着撞钟棒正在撞钟。
两图相互搭配,犹如一幅人兽同乐,共贺升平的图景,正是这组乐舞图中,似乎可以看到当时舞蹈与音乐的密切关系。曾候乙墓正是研究先秦音乐的大宝库。该墓考古发掘中,一共出土 8 种 124 件战国早期乐器,为研究先秦时期中国音乐文化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其中最具重量级的文物是一套完整的编钟。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它由大小不同的青铜钟按照音调高低次序排列,悬挂在钟架上,以敲打的方式进行演奏。 曾候乙编钟属于大型乐器,是迄今考古所见最大、最重、音乐性能最完好的打击类乐器。编钟出土时依然悬挂着,全套共 65 件,每一件上面不仅有记录乐律经典的铭文,还标明了音标、音阶,从低音到最高音,总音域跨越五个八度之多。编钟铭文中“宫”一词的出现,证明了早在战国早期,中国音乐史上就有了“变宫”之说。
沉睡两千多年,当这套编钟重见天日,再次奏响远古音韵之时,人们发现它音律仍十分准确,不仅能演奏采用和声的乐曲,而且还运用复调、转调等手法演奏,可见十二律在当时就已存在。它的出现堪称世界音乐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