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方气象（7件）

汉朝的疆土在武帝时期有了极大扩展。比如，公元前 112 年末，由于南越方面拒不内属，又杀害汉使，汉武帝发兵 10 万征讨南越。历五世九十三年的南越国至此灭亡。汉朝在南越故地设立儋耳、珠岸、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其中的儋耳、珠崖两郡在海南岛上，交趾、九真、口南则在今天越南的北部。

这个南越国，实际上是“秦失其鹿，群雄逐之”的产物，汉初政治动乱与中央的经济困难使其得以长期存在下来。一且这种局面结束，它自然也就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不过，它在历史上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起码，在将中原文化、技术传入岭南方面，南越国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1983 年 6 月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象岗西汉南越王墓里就曾出土一件角形玉杯。它用一整块和田青玉雕成，微透明，局部有红褐色沁色。外形呈犀牛角形，口椭圆，微折，腹中空。其通长 18.4 厘米，口径 5.9 一 6.7 厘米，口缘厚 0.2 厘米，重 372.7 克，堪称极为珍贵的玉雕精品。

角形玉杯与同样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五件铜屏风构件（朱雀屏风铜顶饰、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蛇纹屏风铜托座各一件，以及蟠龙屏风铜托座一对）一样，体现了南越国统治时期的手工业制造水平，入选了《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也是在武帝统治时期，建元六年（前 135） 唐蒙出使夜郎，经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于等汉期名臣先后抚定西南夷，至元封二年（前 109）汉王朝经过 26 年的经营，在西南夷共设立7个“初郡”，使得西南夷大部分地区都纳入全国统一的郡县体制中。

这方面的实物证据，就是 1956 年在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的滇王墓中出土的滇王之印。该印为纯金铸造，重 90 克，印面为方形，边长 2.4 厘米，高 2 厘米。上有蛇钮，蛇昂首，蛇身盘血，背有鳞纹。它的出土也正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的汉武帝“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说法吻合。

实际上，石寨山只是滇池东南岸一个不太起眼的小山包。但是在 1955 一 1960 年间，这里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超过 50 座，年代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其中第二次发掘的 20 座墓葬中有多座规格相对较高的大墓，出土了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大量精美随葬品，尤其是“滇王之印”金印的发现，确认了此处为古滇国的王族墓地，在当时引起轰动。

在这些随葬品里，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和诅盟场面贮贝器与滇王之印一起列入了《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贮贝器是滇国特有的贮放贝币的青铜器，贮满源自热带海域的海页（作为货币之用）。而在器盖上则铸造出姿态各异的群像，具体而生动地表现了祭祀、战争、狩猎、祈年、播种等情形，是研究滇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的器盖上表现的是滇国的一次祭祀活动，共铸有各种人物 52 人、猪 1 头、狗 1 条。

而诅盟场面贮贝器的器盖上则铸有表现滇王杀祭诅盟场面的雕塑，包括干栏式房屋一间，巨型铜鼓两台，以及各类人物和牲畜。其人物超过 120 个，是此次发掘的众多贮贝器中，再现场面最大、最丰富的一件。

到了汉武帝神爵二年（前 60），西汉朝廷已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如今的新疆纳入版图，西域与中原之间交往因此也变得日益密切。较毛纺织品更为轻薄美观、质料柔软、穿着舒适的中原所产丝织品，也在西域由上至下传播开来，作为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受到西域上层人士的喜爱。

比如，1995 年，新疆尉犁县 15 号墓出土了一具东汉中晚期的干尸，称为“营盘美男”，他上身穿羊毛、羊绒制成的红地对人兽树纹?袍。这当然是件罕见的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但他内着淡黄色绢内袍，下着毛绣长裤，足穿绢面贴金毡靴，腰系绢带。可见其服饰形制上基本延续了当地的传统风格，但衣物质料在毛纺织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绢料（粗厚之丝）的运用。

同样是在 1995 年，中国---日本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墓地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无名男女双人合葬墓中，发现了一件蜀锦护膊。该锦为长方形，圆角、绢缘、缀带、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最有趣的是，上面还书有文字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2017 年 1 月，中国丝绸博物馆对这件护膊进行了织物信息采集和分析检测，确定织锦文字应还原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五星东方利中国”一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象征有着有趣的契合，堪称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政治的完美结合。“五星出东方护膊”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