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赞“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都说物以载道,在国家文物局公布 195 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 12 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君臣、文人、圣人所挥洒的大宋风华。
王安石崭露头角以后,北宋历史上的几乎所有君王将相、文人骚客,甚至佛门高僧,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安石的政治腾飞,来源于时任宰相文彦博的力荐。在文彦博眼里,王安石是一个恬退、淡泊名利的优秀青年,因此他决定将其破格提拔,端正官场风气。
文彦博是一位大政治家,其现存于大陆的唯一一件墨宝《三帖卷》也事关政治。《三帖卷》现藏故宫博物院,含《护葬帖》《预差帖》《汴河帖》,共 312 字,均作于其判河南府时。与很多书法作品不同,此三帖最初并非“艺术品”,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公牍批语”。
三帖之中,《汴河帖》字数最多、信息量也最大。该帖首先过录都提举汴河堤岸司的行文,该司考虑到洛口水太小,妨碍了汴河的行运,建议暂停放水进入洛阳城。针对这一建议,文彦博写下了自己的批示:同意暂停洛水入城,但考虑到正是城内磨焦时,如没有水,将耽误大事。因此他下令仅封闭伊水两岸的小水口,主流禁止用作他途,全力用来磨焦。所谓“磨焦”即用磨碾被炒焦的小麦,这是制酒曲的重要环节之一。
帖后有历代题跋,包括宋代米友仁、向水,清代成亲王永?、荣郡王绵亿。米友仁即米芾之子,题跋从一个书法世家的角度盛赞文氏书法。向水为宋代著名收藏家,家学渊源深厚,出身于真宗名臣向敏中家族。向水书画收藏多来自奸相秦桧,因此卷上骑缝处有“秦氏”小印,向家败落后,收藏又多流入另一位奸相贾似道之手,此卷亦然,上有“贾似道图书”等印章,再结合向水在题跋中所说“此三帖,旧藏许仲谋家”,可知三帖曾为晋代许逊后裔、许孝慕收藏。 明代该帖被黄琳收藏,黄琳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入清后,经叶恭绰、成亲王永?、荣郡王绵亿及完颜景贤的收藏,最终流传到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南屏之手。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香港市场出售部分藏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锋对此高度重视,指派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长期任职香港银行界的徐伯郊全力争取。徐伯郊对文彦博《三帖卷》极为看重,认为“文(彦博)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此卷当时作价 3.5 万港元,最终,在郑振铎的鼎力支持下,《三帖卷》回归祖国,入藏故官博物院。
王安石如彗星般崛起,激进的青年权贵与保守的老牌政治家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政争。韩琦向神宗连上两疏,极大动摇了神宗对青苗法的信心,惹得王安石亲自下场提刀,以制置三司条例司名义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了檄文---《驳韩琦疏》,该疏以雕版印刷形式大规模传播,面对国家机器,韩琦虽暴怒,也无济于事。
韩琦一生刚强耿直、傲气凌然,因此书法端正宏大、骨力壮伟。正如现藏贵州博物馆的韩琦唯一传世墨宝《楷书札卷》。该卷纸本,纵 33 厘米,横 851 厘米,主体为《信宿帖》和《旬日帖》,后有元、清两朝 13 段题跋。《信宿帖》为韩琦致欧阳修之信,感谢好友欧阳修为白己所撰《相州昼锦堂》一文。全文书法端正,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神韵,属于典型的儒家学者之字。《旬日帖》除了仅存几字之外,基本无法辨认,从现存文字看,书法“多极苍劲端谨,全学颜体”。
1949年,时任国民党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时范在古董商手中购得此帖,其携卷逃亡贵阳,被当地人民政府逮捕,此卷也被没收。1964年,由贵阳市政府交付贵州省博物馆,成为为数不多的藏于地方博物馆的“清宫旧藏珍品书画”。
自熙宁九年(1076)再次辞相之后,王安石独卧钟山,精研佛典。谁也不会想到纵横大宋政坛的王安石,流于后世的唯一一幅长篇书法,竟然会是行楷《楞来经旨要》卷。该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于元丰八年(1085),长 119 厘米,宽 29.9 厘米,经文共计 72 行,字体用小行书。全卷纸木,拼接两次,隔水采用云凤鸟纹陵装裱,极精美。
因一生政治成就所掩,王安石书法不为人所知。他的字有“斜风急雨”的特点,在《楞严经旨要》卷中,这种特点体现得淋漓极致,字体架构疏阔,长横长撇频繁出现,仿佛有人在书卷上纵横长枪大戟。甚至他写字似乎连蘸墨都嫌浪费时间,因此每次蘸墨都不待墨水浸透笔端就赶紧落笔书写,全卷字枯且淡。虽是书佛经,却无散淡之气,反而有“时不我待”之触动。
从题跋和印章可知,此卷元末明初流入苏州名士陈惟寅手中,钤有“陈寅之印”等,陈氏与元四家中的倪瓒、王蒙等人交好,卷后王蒙题跋很有可能是题于陈氏家中。此卷明代中期被有“明第一大收藏家”之称的项元汴收藏,项家衰败后,安崎收入其大部分藏品。明灭清兴,此卷被“浙西词派”先驱曹溶收藏。1985 年,该卷由收藏家王南屏、房淑嫣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王安石被打倒后,虽新政曾一度复活,却一直起起伏伏。直到王安石女婿蔡卞的兄长蔡京上位,才摆平了所有人,开启了北宋的后变法时期。而蔡京的最大支持者,就是北宋末代皇帝,自称“天下一人”的宋徽宗赵佶。
赵佶善书法,学唐人萨稷、萨曜兄弟书法而加以创新,独创“瘦金体”,传世品较多,在中国书法史中别开生面。其草书也相当出彩,流动奔放却又不失规矩,流传极少,除上海博物馆《掠水燕翎诗纨扇》上的“掠水燕翎寒自转,堕泥花片湿相重”十四字题跋,就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草书千字文》。
《草书千字文》作于宣和四年(1122),狂草 188 行 1000 字,可谓举世无双。但是此卷流传颇不清晰,前后皆无题跋,可能与泥金云龙纹笺纸的不易拼接有关,印章仅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诸印,因此在进入清宫内府之前,究竟如何流传,难以直接回答。此卷《草书千字文》笔走龙蛇,数丈之字一气呵成,几无败笔存在,可见其腕力雄健、底蕴深厚。
此书之所以被列入传世十大名帖,不仅仅是由于赵佶的书法,还由于史无前例的巨幅描金云龙底纹白麻纸。纸长 11.72 米,宽 0.35 米,纸张极坚厚,故能历经 800 余年而纸墨如新。全幅无拼接痕迹,其制作时就是一体制作而成,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最长的无接缝宣纸。
更加难得的还有上面的描金云龙纹,上百条三爪金龙并不是批量印刷上,从整体的同一性来看,三丈多长的描金云龙纹并非众人合作而成,而是由一位顶级工匠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堪称叹为观止。 按照辽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的说法,这幅纸本身就是国宝。一气呵成的描金云龙纹和笔走龙蛇的帝王草书,共同组成了《草书千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