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黄米蔡的墨宝（4件）

若说帝王将相之书的珍贵性，是由于其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话，那么文人墨客的书法，则几乎完全由艺术维度构成。说到宋代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堪称“书中之王”。 “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并没有列苏轼专项。但怎么会有人能拒绝苏轼呢？

因此，在林逋《自书诗卷》中，苏轼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自书诗卷》是林逋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 5 首诗，纵 32 厘米，横 302.6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林逋现存唯一一幅长篇巨制。

此作品写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林逋时年 57 岁，其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后有苏轼书七言古诗一首，无年款，据徐邦达考证可能是元?四、五年间苏轼（时年约 54 岁）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时所书。此书藏锋敛锷，姿媚可爱，是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这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实为难得的珍宝。

东坡题跋不仅具有极高文物价值，也通过本人极高的书法造诣，对林逋的书法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东坡称赞林逋书法为“书似留台差少肉”。所谓“留台”，即书法家李建中，李氏在宋初虽号称能书，但是在后人看来，本人终生热衷功名，因此书法俗气。东坡云林逋“书似留台”，则遗憾其未能脱李氏窠臼，但又暗示其“差少肉”，即筋骨内敛，瘦硬有骨力，少了李氏书法的谄媚之态。

此书流传颇不明晰，东坡之后有多处“济阳文府”朱文印章，乾隆《石渠宝笈》和著名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认为是元朝柯九思之印，但另一位专家张珩明言“未知何据”。进入明朝，则有明代“后七子”之首王世贞与其弟王世懋题跋，可知此手卷曾被兄弟二人收藏。康熙五十七年（1718），此卷到王鸿绪手中，上有其长篇题跋，并多枚印章。 王鸿绪之后，此书被大盐商安岐收藏，安氏藏品后多进入清宫内府。

据乾隆的亲笔题跋“丁丑南巡，适得处士诗帖”，知乾隆得于 1757 年，上有多枚清宫印章。后从“小白楼”（位于今长春市伪满皇宫博物院中）流出不知所踪。直到 1952 年，杨仁凯受东北博物馆委托，至长春调查小白楼被盗文物，于原伪满洲国法官刘国贤处征集到了这件“赃物”，此卷才回归故宫。

谈东坡书法，亦弟子亦朋友亦诤友的黄庭坚不得不提。庭坚好佛，世人皆知，其援禅理人书法，开创了草书新气象，最典型者即《诸上座帖》，是其为友人李任道抄录的五代金陵僧人文益的语录。此书法怀素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宕，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体现了黄庭坚大彻大悟之后的最高水平。

《诸上座帖》与怀素《自叙帖》在书法源流上牵连极深，在《故宫已佚书画目》中，这件作品便被命名为《摹怀素书》。北宋灭亡时，宣和内府的书画名帖被金人劫掠一空，赵构因自身爱好及构建文化正统的政治需要，下大力气收访古帖。此书被高宗赵构收藏，上有“内府书印”和“绍兴”钤印。明代中期，南京太仆少卿李应祯收藏此书，上有“李应祯印”“贞伯父”等多枚私人收藏印。

从李宅流出后，经明代华夏、周亮工，清代孙承泽、王鸿绪鉴藏，归入乾隆内府，上有多枚清宫玺印。清朝灭亡后从内府流出，被张伯驹收藏，1956 年，张伯驹将其与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卷》、蔡襄行书（自书诗）等国宝级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诸上座帖》随后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

《苕溪诗》是见证米芾书法特色的名作，元?三年（1088），米芾时年 38 岁，游历苏州、无锡，并在造访无锡之前写下此卷。全卷 35 行，共 394 字，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纵横恣肆。

此时的米芾，正处于“未能成家”到“始自成家”的过渡期，“风樯阵马”风格明显，落笔迅疾如隼，转折之处运动如风，正锋、侧锋，藏锋、露锋，信手拈来、运转如意，且多有出人意料之笔，如“好獭难辞友”的“友”字宛如全篇文眼，似用无锋之笔刷出，“洲”字测纯用枯笔，异常显眼，苏轼赞之为“元章书如快剑斫浦苇”。

书成之后被收入高宗内府，上有“绍兴”连珠小玺，并有“睿思殿”九叠篆朱文电，赵构对米芾书法极为欣赏，下大功夫临摹米氏。元朝时该帖被鲜于枢鉴藏。明代经杨士奇、陆水村收藏，陆水村请李东阳在其首篆书“米南宫诗翰”并题记，最后进入了项元汴“天籁阁”中，项在卷尾题跋。清朝经梁清标收藏后，进入了乾隆内府，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清末被溥仪携至长春，后流落民间，不知所踪。

直到 1963 年，《苕溪诗》才重现人间。当年 4 月某天中午，北京荣宝斋的门店里来了一位外地年轻人，携着一件布包裹，里面是乱作一团的破纸条，店铺经理简单鉴定后当即去后院叫醒正在午睡的杨仁恺，他在这一堆破纸中还原出 37 件书画作品，其中有 8 件宋元作品，最为珍贵的无过于米芾的《苕溪诗》，通过碎片缀合，全卷仅损 8 字，惜李东阳卷首篆书和项元汴卷尾题跋丢失。

蔡襄行书《自书诗》，现藏故宫博物院，作于皇?二年（1050），纸本长卷墨书，宽28.2厘米，长221.2厘米，录诗11首，74行，共884字。名为行书，实则楷、行、草诸体皆备，表现了蔡襄书法的纯熟。皇?二年（1050），蔡襄被罢福建转运使，还汴京修起居注，于是他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歌咏不断，作《自书诗》。

诗卷有历代题跋，最珍贵者为欧阳修及杨时的字。在第三首诗《题龙纪僧居室》题目之下，有欧阳修手书“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的赞语。蔡襄与欧阳修并称“欧蔡”，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之中，可谓珍贵无匹。

这一点，在杨时的题跋中也进行了着重强调“片言寸简落笔人争藏之以为宝玩，况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公之手泽乎？”文人下笔便已是书中人，追封吴国公、被称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之题跋，字体端庄、格式严谨。宋代的“三英荟萃”，造就一代国宝。

而关于这幅手卷的流传，则更具传奇色彩。手卷之上有贾似道的三枚印章，分别为“贾似道印”“悦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据陈朴敬题跋可推知，元末明初文人陈彦高曾收藏有该手卷。后来又被其同乡华亭管讷所有，管讷洪武中任楚王府长史，卷中“管延枝印”即其子管延枝所钤。随后一则题跋来自胡粹中，为管讷同僚，任奉议大夫楚府右长史。

之后数百年内未知其流传情况，明末清初再次出现了“梁清标印”和“吴中经训堂”（毕沅）的印章和记载，据吴其贞《书画记》，毕沅死后，家族受和坤案牵连，坐罪抄家，此卷流入内府，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手卷被太监偷盗出卖，最终辗转流入张伯驹手中，后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