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文豪与印刷术:书中自有中华文明(2)

苏黄米蔡的墨宝(4件)

若说帝王将相之书的珍贵性,是由于其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话,那么文人墨客的书法,则几乎完全由艺术维度构成。说到宋代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堪称“书中之王”。 “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并没有列苏轼专项。但怎么会有人能拒绝苏轼呢?

因此,在林逋《自书诗卷》中,苏轼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自书诗卷》是林逋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 5 首诗,纵 32 厘米,横 302.6 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林逋现存唯一一幅长篇巨制。

林逋《自书诗卷》(局部),北宋,纸本墨笔,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作品写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林逋时年 57 岁,其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后有苏轼书七言古诗一首,无年款,据徐邦达考证可能是元?四、五年间苏轼(时年约 54 岁)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时所书。此书藏锋敛锷,姿媚可爱,是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这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实为难得的珍宝。

东坡题跋不仅具有极高文物价值,也通过本人极高的书法造诣,对林逋的书法做出了客观的评价。东坡称赞林逋书法为“书似留台差少肉”。所谓“留台”,即书法家李建中,李氏在宋初虽号称能书,但是在后人看来,本人终生热衷功名,因此书法俗气。东坡云林逋“书似留台”,则遗憾其未能脱李氏窠臼,但又暗示其“差少肉”,即筋骨内敛,瘦硬有骨力,少了李氏书法的谄媚之态。

此书流传颇不明晰,东坡之后有多处“济阳文府”朱文印章,乾隆《石渠宝笈》和著名书画鉴定大师杨仁恺认为是元朝柯九思之印,但另一位专家张珩明言“未知何据”。进入明朝,则有明代“后七子”之首王世贞与其弟王世懋题跋,可知此手卷曾被兄弟二人收藏。康熙五十七年(1718),此卷到王鸿绪手中,上有其长篇题跋,并多枚印章。 王鸿绪之后,此书被大盐商安岐收藏,安氏藏品后多进入清宫内府。

据乾隆的亲笔题跋“丁丑南巡,适得处士诗帖”,知乾隆得于 1757 年,上有多枚清宫印章。后从“小白楼”(位于今长春市伪满皇宫博物院中)流出不知所踪。直到 1952 年,杨仁凯受东北博物馆委托,至长春调查小白楼被盗文物,于原伪满洲国法官刘国贤处征集到了这件“赃物”,此卷才回归故宫。

谈东坡书法,亦弟子亦朋友亦诤友的黄庭坚不得不提。庭坚好佛,世人皆知,其援禅理人书法,开创了草书新气象,最典型者即《诸上座帖》,是其为友人李任道抄录的五代金陵僧人文益的语录。此书法怀素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宕,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体现了黄庭坚大彻大悟之后的最高水平。

黄庭坚《诸上座帖》(局部),北宋,纸本墨笔,现藏故宫博物院

《诸上座帖》与怀素《自叙帖》在书法源流上牵连极深,在《故宫已佚书画目》中,这件作品便被命名为《摹怀素书》。北宋灭亡时,宣和内府的书画名帖被金人劫掠一空,赵构因自身爱好及构建文化正统的政治需要,下大力气收访古帖。此书被高宗赵构收藏,上有“内府书印”和“绍兴”钤印。明代中期,南京太仆少卿李应祯收藏此书,上有“李应祯印”“贞伯父”等多枚私人收藏印。

从李宅流出后,经明代华夏、周亮工,清代孙承泽、王鸿绪鉴藏,归入乾隆内府,上有多枚清宫玺印。清朝灭亡后从内府流出,被张伯驹收藏,1956 年,张伯驹将其与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卷》、蔡襄行书(自书诗)等国宝级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诸上座帖》随后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

《苕溪诗》是见证米芾书法特色的名作,元?三年(1088),米芾时年 38 岁,游历苏州、无锡,并在造访无锡之前写下此卷。全卷 35 行,共 394 字,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纵横恣肆。

米芾行书《笤溪诗》卷(局部),北宋,纸本墨笔,现藏故宫博物院

此时的米芾,正处于“未能成家”到“始自成家”的过渡期,“风樯阵马”风格明显,落笔迅疾如隼,转折之处运动如风,正锋、侧锋,藏锋、露锋,信手拈来、运转如意,且多有出人意料之笔,如“好獭难辞友”的“友”字宛如全篇文眼,似用无锋之笔刷出,“洲”字测纯用枯笔,异常显眼,苏轼赞之为“元章书如快剑斫浦苇”。

书成之后被收入高宗内府,上有“绍兴”连珠小玺,并有“睿思殿”九叠篆朱文电,赵构对米芾书法极为欣赏,下大功夫临摹米氏。元朝时该帖被鲜于枢鉴藏。明代经杨士奇、陆水村收藏,陆水村请李东阳在其首篆书“米南宫诗翰”并题记,最后进入了项元汴“天籁阁”中,项在卷尾题跋。清朝经梁清标收藏后,进入了乾隆内府,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清末被溥仪携至长春,后流落民间,不知所踪。

直到 1963 年,《苕溪诗》才重现人间。当年 4 月某天中午,北京荣宝斋的门店里来了一位外地年轻人,携着一件布包裹,里面是乱作一团的破纸条,店铺经理简单鉴定后当即去后院叫醒正在午睡的杨仁恺,他在这一堆破纸中还原出 37 件书画作品,其中有 8 件宋元作品,最为珍贵的无过于米芾的《苕溪诗》,通过碎片缀合,全卷仅损 8 字,惜李东阳卷首篆书和项元汴卷尾题跋丢失。

蔡襄行书《自书诗》,现藏故宫博物院,作于皇?二年(1050),纸本长卷墨书,宽28.2厘米,长221.2厘米,录诗11首,74行,共884字。名为行书,实则楷、行、草诸体皆备,表现了蔡襄书法的纯熟。皇?二年(1050),蔡襄被罢福建转运使,还汴京修起居注,于是他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歌咏不断,作《自书诗》。

蔡襄行书《自书诗》卷(局部),北宋,纸本墨笔,现藏故宫博物院

诗卷有历代题跋,最珍贵者为欧阳修及杨时的字。在第三首诗《题龙纪僧居室》题目之下,有欧阳修手书“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的赞语。蔡襄与欧阳修并称“欧蔡”,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之中,可谓珍贵无匹。

这一点,在杨时的题跋中也进行了着重强调“片言寸简落笔人争藏之以为宝玩,况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公之手泽乎?”文人下笔便已是书中人,追封吴国公、被称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之题跋,字体端庄、格式严谨。宋代的“三英荟萃”,造就一代国宝。

而关于这幅手卷的流传,则更具传奇色彩。手卷之上有贾似道的三枚印章,分别为“贾似道印”“悦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据陈朴敬题跋可推知,元末明初文人陈彦高曾收藏有该手卷。后来又被其同乡华亭管讷所有,管讷洪武中任楚王府长史,卷中“管延枝印”即其子管延枝所钤。随后一则题跋来自胡粹中,为管讷同僚,任奉议大夫楚府右长史。

之后数百年内未知其流传情况,明末清初再次出现了“梁清标印”和“吴中经训堂”(毕沅)的印章和记载,据吴其贞《书画记》,毕沅死后,家族受和坤案牵连,坐罪抄家,此卷流入内府,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手卷被太监偷盗出卖,最终辗转流入张伯驹手中,后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