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碑：中西交流繁荣的物证（3件）

同在西安碑林博物馆，还存有一件“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即有着“世界四大碑刻之首”“丝路第一碑”等身份加持的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这块景教碑在西安城郊被发现，西方传教士将碑文拓片的举动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遂将碑刻移至金胜寺存放保管。有清一代，此碑命运略有动荡，但好在得以全存。

20 世纪初，丹麦人赫尔默发现此碑价值，以重金请人复制，以图将真品偷运出中国。此举传到陕西巡抚曹鸿勋处，得以被及时制止，并促成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 1907 年入藏西安碑林（现西安碑林博物馆），作为国宝供世人瞪仰。后续是，赫尔默将复制品带同西方后，又复制了一批，而即便是二次复制，也引得世界多国竞相珍藏。那么，到底具备何种价值，让景教碑被如此对待？

贞观之治为大唐打开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局面后，丝绸之路也变得愈发活跃，繁华包容的长安城如同一块磁石吸引着西方文明的到来。随着贞观五年（631） 袄教寺在长安建立，贞观九年，在罗马教廷被视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传教士也来到了长安这块福地。这位传教士名叫阿罗本，在拜谒唐太宗后，受到高度礼遇不仅获许在皇室书房翻译《圣经》，还被支持 3 年后在长安城修建了大秦寺，公开传教。 此后 150 年间，聂斯托利派在大唐繁荣发展，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唐建中二年（781），由波斯传教士伊斯出资、传教士景净撰写、镌刻家吕秀岩书并题额，在大秦寺中建立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详细记述了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流传经历。大秦，即罗马；景教，即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的称谓。撰文者景净曾将 30 部景教经典译为汉文，后被发现于敦煌石室内。

最终完成的景教碑，黑色碑身上窄下宽，螭首龟呋，碑身高 197 厘米，通高 297 厘米，上窄下宽，碑额刻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的十字架，以正楷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体正面刻有楷书 32 行，每行 62 字，共 1780 个汉字和数十叙利亚文；背面无字，左右两侧以叙利亚文和汉字对照，刻有 77 位最教主教、长老的名字和职位。碑文颂并序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景教教义、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 100 多年的发展、歌颂主教伊斯。其内容虽出自景教教士之手，但颇见中文功力，大量引用了儒道释经典足以见得中西文化的交汇繁荣。

总而言之，它不仅是最早且具有明确纪年的中国早期基督教文献，也是一件兼具东西方特征的艺术品。 立碑 60 多年后，也就是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的灭佛事件，对景教而言可谓灭顶之灾。大秦寺被毁，景教碑许是被有心人掩埋，才得以在近 800 年后的天启年间重见天日。其出土之际，正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之时，被传教士们视若珍宝，不吝赞美：“景教碑者，中国基督教之昆仑。” 会昌灭佛后，景教几近销声匿迹，而景教碑则成为基督教在唐代进入中国的唯一物证，为呈现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唐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更难得的是，碑中的古叙利亚文即便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也是研究基督教文化的无上珍宝。正因如此，景教碑和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埃及罗塞塔碑、巴黎卢浮宫的摩押碑和墨西哥城墨西哥国家博物馆的阿兹特克授时碑并称“世界四大名脾”。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印证了大唐对外来宗教高度的开放政策，在今天的山西省艺术博物馆，也珍藏有两件珍稀石刻文物，分别彰显着佛教、道教在唐朝的时代面貌，即刻于武周时期的涅?变相碑和开元年间的常阳太尊石像，二者皆位列《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涅?变相”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是艺术表现的母题之一。此“涅?变相碑”原为山西省猗氏县（今临猗）大云寺遗物，1921 年该寺被毁后，于 1957 年被辗转移入现藏地山西省艺术博物馆。据碑文，其为唐天授二年 （691） 所作，全碑上下浮雕除了背面造像头部残损外，其余部分皆完整留存。碑通高 302 厘米、宽 87 厘米、厚 25 厘米，螭首龟肤，雕饰 8 幅弥勒涅?组图，体现了佛教最高经义。体量之大，雕工之细，更为同代精品。

从北朝至唐，佛教碑刻造像日益减少，此涅?变相碑是难得保全的实物。当年武则天为登基造势，在全国广推《大云经》，广建大云寺。反映在碑文中，便是对武则天进行了至高赞颂，将其以周代唐比作“圣神皇帝以断鳌立极执象开元”，更将其本人称为“司学人道的转轮圣帝”，广为救助人间世界的“弥勒下生”。随着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全国大云寺悉数被毁。临猗大云寺也仅存在了不到一年，更显得此涅?变相碑能够留存愈发难得。

相比之下，唐开元年间刻制、原存于山西运城安邑道观内的常阳太尊石像更显得“奇货可居”。唐皇室因循李姓而犹尊老子，崇奉道教。这尊采用汉白玉雕刻的石像，通高约 256 厘米，“太尊”头戴莲花冠，面容上少了点仙风道骨，更具“雍容”唐风，其颌下蓄髯，双目细长，神态安详，身着道袍，单腿盘坐，右手持扇，左手扶案几，凭几见外侧一腿，呈道家“虎足形”。

造像底座正面刻太尊像铭并序，左右两侧线刻弟子道士像和 80 余供养人姓名，碑刻书法无论楷书、隶书都十分考究。至于“常阳”称谓，长久以来说法不一，较为公认的为“常，恒也；阳，天之气也”（南朝《玉篇》），有永恒之意。唐代道教造像流传后世的为数不多，此像无论从文字内容还是造像艺术上都堪称代表，再加上其中三面均有不同程度破损，犹需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