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雅背后的汉风传承与超越（6件）

东吴王国的坐断东南，终究还是被短暂一统的西晋吞灭，在《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中也有两件明确属于西晋名将的器物，继续回响着汉魏之风。1991 年 4 月抢救性发掘于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之安乡县黄山头主峰东南麓南禅湾的刘弘墓，出土了一件东汉风格的神兽纹玉樽。这件玉樽可能是用来盛酒的，不过也有“笔洗”的说法，它虽出自西晋名将刘弘之墓，却是一件东汉制成、流传百年、最终被刘弘带入墓中的玉质器物，这本身就代表了刘弘对于此件器物的喜爱。

在这件玉樽的外表面，浮雕有兽面铺首、西王母、螭龙、独角兽、熊、手持灵芝供奉西王母的仙人以及手持灵芝调戏螭龙的羽人，大体反映了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流行的西王母信仰，这是东汉魏晋乃至隋唐之世，华夏文明在秦汉之后逐渐形成的本土天国想象，也是东汉魏晋时流行的升天登仙器物与场域，所要飞升登临的仙山天宫。

而 1976 年出土于江苏宜兴周墓墩 4 号墓中的青釉神兽尊，则把一只似狮、似虎、似熊、似犬的有翼神兽与“酒尊”浑然一体地塑造了出来，而且还是产自“东州”之青釉瓷器，胎质厚重、釉色莹润、釉层均匀、制作精细，不仅呼应着刘弘墓出土东汉神兽纹玉樽所刻画的天界仙境，与玉樽中之独角兽、螭龙、熊同属汉魏世人对于天界神兽的想象形象，而且也代表了西晋时期江南地区的瓷器工艺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汉代在铁器运用推动下的农业大发展，推动了粮仓形态的器物，作为陪葬品进入墓室之中。正所谓事死如事生，墓主人总喜欢把生前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带入墓中，储备粮食的粮仓自然是不能少的。20 世纪 30年代后期，出土于浙江绍兴某东吴墓葬的东吴“永安三年”款青釉堆塑谷仓罐，便是东吴、西晋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对于汉代粮仓明器的呼应与升华。

这件谷仓罐，不仅形塑出粮仓的模样，是东吴江南对两汉传统的继承。而且还在谷仓之上堆塑了三层重楼、两座门阙、五联罐、看门的家犬、争食的飞鸟、觅食的老鼠以及神龟驮着的纪年圭型碑。家犬、飞鸟、老鼠，提示着这件罐子的谷仓属性，看门与觅食，也宣告了粮食的丰收，表达了墓主人对于灵魂升仙后能够吃饱喝足的实在盼望。在这件器物上，我们既能看到吴晋时期江南士民对于灵魂升仙之后的浪漫想象，也能看到其继承自两汉的对殷实生活的朴素愿望，堪称一件雅俗共赏的风雅之物。

1955 年，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南京光华门外大校场赵史岗 4 号墓中发现的带纪年的（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东吴“赤乌十四年”款青釉虎子，也是一类流行于汉魏六朝时期的便器（夜壶）或盛水器（洒扫盛水器），反映了汉魏六朝之时代风貌，补充了我们对于汉魏六朝之世士人生活的重要一面。这也是现存最早的一件拥有明确纪年题款的瓷器，更是一件将虎子究竟是夜壶，还是盛水器推上学术争议焦点的器物，毕竟在便器上题写帝王之年号，似乎有些不恭不敬。

不过，无论是夜壶还是洒扫水壶，青釉虎子本质上还是把相对风雅之材料，运用在相对低微之功用上的器物。虽然未必实用，却也是古代贵族标榜地位、彰显财力、追求风雅所惯用的套路。

朱然墓出土漆木屐与 4 年后在宁波慈湖遗址出土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木屐一道，证明了木屐起源于中国，通过隋唐之世的文化交流，方才传入日本，并非日本之原创。另外，介子推传说故事中介子推在晋文公烧山时所穿着的木屐，谢灵运头号粉丝李白所赞颂的“谢公屐”，至此得到相近时代之实物呼应。

朱然墓漆木屐的出现，用相对奢侈的漆料，来装饰木屐本身，也进一步证明了木屐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大流行，堪称魏晋之世与麈尾、凭几、宽袍大袖、斗帐、屏风等物件相配展现士大夫之风雅的标志性器物。

比起在我们现代人审美中相对不是那么起眼的漆木屐，朱然墓出王的皮胎犀皮漆鎏金铜?耳杯，在工艺的稀有与细致程度上、在材料的耀目与珍贵程度上，更能被后世之人大呼精致吧？ 所谓犀皮漆，并非在犀牛皮上刷大漆，而是在器胎上调制出一种接近犀牛皮质感，且有暗花、波纹、松鳞、云影之花纹的髹饰工艺。

朱然墓这件犀皮漆耳杯的出现，直接将之前只在文献上最早出现于唐代的犀皮漆工艺提前到三国时代，也是我国最早的一件犀皮漆制品，足见其珍贵。而鎏金铜的装饰，又进一步添饰了它的奢华度。

对于耳杯，换一个它的别名就瞬间仙气十足了。在古代，耳杯也被叫作“羽觞”，在东晋永和九年（353） 的兰亭雅集中，王羲之、谢安等六朝风雅的顶级代表在赋诗时所采用的工具，便是这小小的羽觞。把羽觞放在流动着的弯曲水道中，大家各自席坐于水畔，载着酒的羽觞飘到了谁的跟前，就由谁来作诗一首，这就是所谓“曲水流觞”了。

雅集之后，众人请王羲之为众人之诗歌提笔写序，这才有了神来之笔《兰亭集序》的诞生。羽觞作为风雅之信物，自此定格在中华文明的璀璨星河之中，在 2000 年间的典故丛林中不断荡漾起魏晋风雅之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