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不羁开启的交流融合（4件）

“魏晋”的底色是“风雅”，是“不羁”，是试图在百年乱世的动荡中，保持不俗的风雅，是在 400 年秦汉帝制后，试图挣脱束缚的不羁之风流。随魏晋之风而起的南北朝，则是交流与融合唱主角的时代，交流是源自欧亚大陆四面八方不同文明之风雅的交流，融合则是中西内外不同思想试图追求生命之不羁的共振式融合。

1983 年出土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东吴时期第五号墓的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就是上述“生命之不羁”与“共振式融合”的绝佳案例，而且这件双系壶还是东吴时期也即魏晋南北朝第一阶段便已出现，为之后不同器类文物体现的多元融合之大势，肇启先声。

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全壶通高 32.1 厘米、壶口直径 12.6 厘米、壶底直径 13.6 厘米；青瓷材质，圆弧形盖，盖钮作回首鸟形，盖上有汉代常见之柿蒂纹样；盘口、束颈、圆鼓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该器物是用褐黑彩在瓷胎上作画，然后罩透明青釉，入窑经 1300℃的高温烧制而成的。壶身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在贴塑形象的周围环绕着周秦汉以来的中原式云气纹与秦汉文物中常见的羽人纹样。

东南沿海地区的佛教传人很有可能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沿着东南亚的季风近海航行而来，广州、扬州苏州、青州均有早期佛教自海上传入的史迹传说，而后佛教顺江而上，一举传布整个南方。而陆上丝绸之路则是佛教传人的另一个重要到甚至可以被视为主干道的方向---西北地区的陆上丝绸之路。

同样是在 1983 年出土的北朝红地云珠日天锦，于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场的吐蕃大墓二号陪葬墓被发现，现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这件北朝时期的平纹经锦，不仅织有波斯萨珊王朝常见的连珠纹、骑马回身射狮纹样，还有一尊头戴菩萨冠冕、手结禅定印、双腿交脚而坐于莲花宝座之上的日天（太阳神），这尊日天整体处于一架六匹翼马牵拉的马车之上

六匹翼马牵拉的马车，是中亚太阳神的标准形象，这与连珠纹、回身骑射等图像元素的来源一致。而日天身上的种种菩萨特征，则表明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显然这是一尊具有波斯风情的佛教元素织锦作品，这就反映了从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东方的佛教文物，受到中亚波斯艺术渲染的痕迹。另外，在日天（菩萨）的头顶还有一件遮风避雨的伞盖，这件伞盖的龙首与风幡，则彰显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青海都兰作为北朝时期吐谷浑活跃的中心地带，是南北朝时期沟通西域与中原、高原与草原的重要中转站，其至一度在河西走廊陷入纷争乱战之际，成为联通南朝与西域的必经之路---吐谷浑道。所以我们才能在青海腹地、柴达木盆地东南看到如此汇聚欧亚大陆众文明形象的织品。 如果我们顺着吐谷浑道所指引的方向北上，来到昆仑山、祁连山与天山之间的广大地域，就会来到北朝时期交流与融合的真正主场---今日之新疆与敦煌，这个被季羡林誉为全世界唯一四大文明元素交汇的地方。

在敦煌莫高窟第 125 号洞窟与第 126 号洞窟之间的石头缝里，在 1965 年进行崖体加固工程时，发现了一件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刺绣。这件刺绣作品本为一件供养礼佛图，现存图像较为完整的仅为其下部的左段与中段，本为画面主题的佛菩萨说法图，仅存佛像盘腿及莲花座。较为完整的下部描绘了北魏中后期宗室重臣广阳王元嘉与母亲、夫人穆氏及二女礼佛供养的场景。而且元嘉及其母其妻其女均穿着鲜卑人常见的风帽、大裘，是典型的鲜卑衣冠。

整体来看，佛菩萨在上，占据原本画面的2/3，供养人在下，且男左女右（以佛陀的左右手为准）分布，是非常典型的北朝时期贵族礼佛供养图像，完整面貌可参照与此时代相近的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北壁的佛说法图。来自南亚的佛教元素、来自中原的男左女右、来自草原的鲜卑装束，在此汇聚一堂，又是文明交融的一大显著例证。

当西北向的陆上丝绸之路与东南向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交流融汇，便是南北朝后期的佛教艺术高潮。出土于河北景县北齐封氏家族墓的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就是“陆丝”与“海丝”，“北朝”与“南朝”充分交融的结晶代表

这件青釉仰覆莲花尊，尊口直径为 19.4 厘米，尊底直径为 20.2 厘米，尊高 63.6 厘米。尊口呈喇叭形，长颈、丰肩、腹饱满、高足，配有莲瓣纹盖，盖顶正中有堆塑的覆莲纹样捉手。颈肩之间安有三组六个双泥条系。颈中部留有三道凸起的弦纹，弦纹上部堆贴模印团龙纹，下部堆贴兽面纹。

肩部至底足装饰 6 层不同形态的莲瓣，肩部堆贴的两层双瓣覆莲，莲瓣圆润舒展；第三层莲瓣凸起的瓣尖恰在腹体中部，采用深雕技法刻出，棱角清晰锋利，每瓣的根部还加饰一片模印菩提树叶；第四层仰莲贴在下腹部；高足上的覆莲亦用深雕技法刻出。通体饰青釉，釉色青绿。这件器物形体高大、造型古朴、气魄宏伟、繁缛华丽，汇集了浅刻、深雕、模印、堆贴等多种装饰工艺。

莲瓣纹的大量应用、菩提树叶的穿插其间，自是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不必多言。而这种影响最终也将伴随着中国瓷器的发展，一路传袭下去，日后之“花瓷”“青花瓷”，无不以寄托着佛教美好寓意的莲花、宝相花为其原型，便是从南北朝之世开启的。

另外，青釉瓷器本身的技法也是在南方青瓷发展之下不断孕育成型的，从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到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短短两个多世纪，青釉瓷器之技艺便在釉色、堆塑、刻花、模印、深雕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并引发了北朝对南朝风潮的疯狂追慕，为下个时代的瓷器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