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隋唐（4件）

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早期瓷器基本上都属于青瓷系统，白瓷的生产是要晚于青瓷，这主要是因为白瓷生产的条件比青瓷更为严格。瓷器匠人必须在生产过程中降低胎料与釉料中的铁元素的含量，方能逐渐达致趋近于无瑕的纯白。比起大唐王朝的五彩斑斓，瓷器发展史上的这一抹渐趋无瑕的纯白，或许才是唐宋审美即将来临并渐趋浓郁的艺术序幕。

1975 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洪河屯村西北范粹墓的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白瓷器之一，很可能是北齐时期相州窑的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制瓷工艺的巨大进步，也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以后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外，继之而起的邢窑白瓷、定窑白瓷，风靡于唐、五代十国、宋辽夏金之贵族与士大夫阶层，魏晋之世所追求的风雅，终于在瓷器这一日用器物上寻得一方寄情的天地。

北齐白釉绿彩长颈瓶造型规整古朴、胎质细白匀称、白釉比较光润，更加有趣的是，这件长颈瓶还白釉略施绿彩，开创了中国陶瓷釉彩装饰的先河，标志着单色釉向彩色釉发展的重要一环，为色彩斑斓的唐三彩奠定了工艺基础。我们要知道，唐三彩在大唐贵族墓葬明器中无疑是最普遍的存在，是相对于白瓷，更加世俗的一种审美风潮。无论是白瓷技艺还是三彩工艺，均能在这件小小的长颈瓶上发现先声，用它来昭示南北朝后期孕育着隋唐景色，无疑是最四两拨千斤的案例。

提及大唐王朝的气象万千，除了中原工艺的进一步突破、佛教艺术的完全接纳，其实还有地中海沿岸文化与技艺的广为传布，古罗马、古希腊的、古埃及文明因子纷纷通过丝绸之路直接或间接地传入中原。而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早在南北期中后期便已开始。

1965 年，辽宁省北票市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了一件鸭形玻璃注，同时出土共有五件玻璃制品，鸭形玻璃注是其中保存较为完好的一件，其余四件为碗、杯、钵和残器座。这几件玻璃器皿均由透明深浅绿色玻璃制成，制作技法也大体相同。这五件玻璃器均以吹管法成型，器胎较薄，口为卷边，而鸭形玻璃注器型奇特，粘贴玻璃条以饰细部，是在当时看来极为复杂罕见的装饰手法。经检验，其材质是当时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的钠钙玻璃。

专家推测，这件器物很可能是罗马文明所辐射的黎凡特地区（今叙利亚）生产，经由丝绸之路，由草原霸主柔然中介，传入北燕贵族手中的。不过，“注”这种器物，本来就是用于毛笔墨书写作时的研墨环节的，研墨的水不能过多，所以需要把水先从水壶倒入“水注”之中，再由水注注水研墨，方能研磨出浓淡刚好的墨水。那么，这款明显更适合东方墨书习惯却又是西方工艺的玻璃注，很可能是一件东方发出需求、西方加工制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的高端订制品。

在 1968 年的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了一件与高昌延寿八年（631) 的文书共同出土的北朝方格兽纹锦，这件织锦自然大概是公元 631 年以前的作品，虽然我们并不能准确断定它的织成年代，但高昌国的灭亡是在公元 640 年，由隋及唐的中原艺术发展风潮要在公元 640 年后方才进入高昌，所以我们依旧可以把这段大概率织成于北朝晚期、隋朝或唐初年的织锦，视为西域地区与北朝同期的艺术作品。

北朝方格兽纹锦长 18 厘米、宽 13.5 厘米，由褐、绿、白、黄、蓝五色丝线织成的经锦，经线分区牵入，每区仅设三色，其中绿、黄经丝轮流用来织制纹样地色，形成了绿白、黄白相间的纵向宽条纹。横向则以红白、蓝经丝作细条，把纵向的宽条纹隔成方格状，在每块方格纹内织出一只兽纹：佛教文化常见的宝象，佛教文化与波斯文化常见的狮子，印度、中原与西域所常见的耕牛，在三联纵向连续重复出现。

文明元素以神兽组合的方式交融呈现，背后源自不同文明的吉祥寓意也重叠在一起。从空间上来看，是新疆与敦煌，从时间上来看，是南朝与北朝，时空交叠之后，便是隋唐之世，遍布华夏天下的欧亚大陆大千万象之交响乐章。

在即将走向大唐的这一刻，我们不妨通过山西太原王郭村娄睿墓出土的鞍马出行图壁画来感知一下魏晋南北朝之末的飒爽英姿，这也是一番交流融合之后，即将走向大唐万千气象的风雅面庞。 娄睿出自北齐第一外戚娄氏家族。娄睿去世于公元 570 年，与前文提及的北齐徐显秀墓，同为隋唐时代之前夕。

娄睿墓在 1979 年发现后被抢救性发掘，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由封土、斜坡墓道、天井、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方形，墓道、天井、墓门和墓室均彩绘壁画，现存 71 幅，约 200 平方米，内容包括出行仪仗、神兽、武土、天象和墓主人坐帐及鞍马出行等。墓中出土随葬品 870 余件、墓志一方，是我们了解北朝晚期时代风貌的绝佳艺术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幕主人娄睿家族，本姓匹娄氏，是跟随拓跋部或慕容部的鲜卑部落氏族之一，他们能够采用中原范式的墓葬营造，本身便说明了南北朝后期文明融合与族群融合已然是大势所趋，这也为隋唐时代大一统的再度到来，奠定了不以族群判别彼此，而以融合后的文明塑造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基础。

作为娄睿墓壁画中最为出彩的部分，鞍马出行图中对于众多鲜卑武官侍从的人物刻画，不再是汉魏晋画风下的秀骨清像，人物形象整体更加饱满充实，眼神或凌厉或顾盼，胡须与发饰则彰显着赳赳武夫的气度，马匹在骑手有力饱满的臂膀与大腿支配下，稳健向前。马匹与骑手相呼应，有淡定前行者，有惊恐嘶吼者，有回眸顾盼者，却又不论何种状态都处于骑手稳健控驭之下。线条饱满有力，须发充满情绪，眼神流露心态，一幅北朝贵族即将迈向隋唐之世的雄张气质，跃然壁上。

这是魏晋之世的风雅不羁后，通过南北朝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融汇而出的新一轮风雅与不羁，饱满的气度、雄迈的张力、简单却又不失雄浑的配色、不羁却也自信满张的线条，共同向我们昭示着一个终将不朽的时代，即将降临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