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时代的 13 件器物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均是一时之选，既有小巧却暗藏巨大秘密的玉器，也有奢侈的象牙器，还有华丽的青铜器。除了来自中原王朝的器物，来自四川盆地的器物也在目录中占有一席之地，充分说明了彼时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希望我们能够借助这些器物，开启一道通向夏商时代 之“门”。

瑞玉藏谜（2件）

在新石器时代大放异彩之后，玉礼器到夏商时代的地位已逐渐为青铜器所取代，退而成为日常把玩的饰物，然而仍有一些玉器承载着巨大的信息量，二里头文化七孔玉刀与盘龙城大玉戈便是其中代表。

二里头文化崛起于中原腹地，在其出现之后的短时间里就创造了巨大的都邑，并产生了跨地理单元的巨大影响力，被认为是中原广域王权政体的滥觞，可能就是文献记载中的第一个王朝---“夏”。突然出现的二里头文化位于中原辐辏之地，此处正是各种文化交汇之处，正是在四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之下，二里头文化才呈现出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的独特面貌。

《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七孔玉刀正是其例证。 七孔玉刀于 1976 年出土于二里头遗址七区的墓葬之中，与玉刀同出的随葬品有铜爵、玉钺、玉璋、玉柄形器、绿松石饰和涂朱圆形陶片等，是一座二里头文化晚期、等级较高的墓葬。七孔玉刀是二里头出土的同类器中体型最大的，长 60 ---65 厘米，宽 9.5 厘米，为扁梯形，梯形“腰部”装饰多个扉牙，近短边处等距对称分布 7 个圆孔，长边则磨制成刃，器体表面装饰方格纹和斜线划纹。整件玉刀体型规整，表面光滑细腻，威严肃穆。

带孔玉刀主要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学者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兵礼器，用于彰显使用者的权威。然而带孔玉刀并非中原地区的“土产”，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种器物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南京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中，后来又传播到安徽的薛家岗文化，玉刀都经过精心磨制，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而在龙山时代，多孔玉刀的分布又进一步扩大，不仅传入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之中，甚至还远跨千里出现在西北，齐家文化、陶寺文化中就曾发现。在陕北的芦山峁、石峁等遗址中考古工作者也曾经找到了多孔玉刀。而最终，向四方传布的多孔玉刀终于在中原之地迎来了自己的巅峰，二里头文化出现体型最大、最精致的多孔玉刀，并将其作为高等级礼器使用。

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商代大玉戈由青黄色玉雕琢而成，长 94 厘米，宽 14 厘米，厚 1 厘米，前锋尖锐，援上下有边刃，援中部起棱，近阑处钻有圆孔，内为长方形。虽然制作精良、体形硕大，但是与博物馆中精美绝伦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相比，大玉戈并不显眼，能够跻身《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之列，大玉戈的独特价值在哪里呢？

传统观点认为，商王朝的统治范围主要在中原周边，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都邑的发现也证明了这种说法的正确性。玉戈为夏商周三代地位崇高的礼器，只有高等级贵族才配拥有，既然如此，这种器物就应该集中发现于王都附近，而大玉戈的发现地则远在南方。

1974 年，大玉戈发现于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李家嘴 2 号墓，这里距离中原千里，显然不在传统认知中的商王朝统治范围之内。 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告诉我们，约 3600 年前，中原王朝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商王朝取代夏王朝成为天下之主。在中原的战争结束之后不久，一支商王朝直属的军队就大举南下，在江汉平原上建立了军事堡垒盘龙城，并以此地为基地经营南方，特别是控制长江中游地区的铜矿资源。

发现大玉戈的李家嘴 2 号墓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中期最大的墓葬，其中出土玉器、青铜器、陶器达 77 件，可见死者地位之高。尤其是这件大玉戈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玉戈，即便在王朝都城也未发现可以匹敌者，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死者是位于商政权“金字塔”顶端的高级贵族，甚至是王室成员。他肩负着巨大的使命，为王朝经略南方，获取财富。 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商王朝对南方的统治戛然而止，但是商文化对长江的影响仍然顽强地存续下来，属于南方的青铜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长江铜影（2件）

在晚商时期，商王朝对南方的统治崩溃，势力向北撤退，然而商文化带来的青铜铸造技术却留在了南方，长江流域的能工巧匠们将自己的审美和信仰融入了青铜器中，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南方青铜文化。 提到商代青铜器，相信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如果不是硕大无朋的后母戊鼎，那一定是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精美的器型、繁缛的纹饰让见过之人无不震撼，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可以算得上是众望所归。 1938 年，四羊方尊被发现于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由于这并非一次规范的考古发掘，因此我们现在并不清楚四羊方尊发掘于何处，是否和其他器物共存。按照当时报纸的说法，曾有类似器盖残片的残铜器与方尊同时被发现，也有人向湖南博物院捐赠疑似四羊方尊残片，有人认为这可能就是散落于民间的器盖。

发现方尊的姜姓农民不久之后就将方尊以 400 大洋的价格出售给当地货号，货号又将方尊以 11600 大洋的价格转卖给省会长沙的古董商人。几经转卖后，四羊方尊名声大噪，甚至有外国古董商出价 48 万大洋收购。在国宝即将流失之际，长沙县政府主动出击，将方尊缴获之后转入湖南省银行严密保管。 当年 11 月，为避日军战火，方尊紧急西迁，却也未能幸免于日军的空袭，碎成 20 余块，这些碎片此后被锁入仓库，无人问津。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四羊方尊的碎片终于在仓库一角被重新找到，并在 1954 年被修复，国之瑰宝终于完璧。此后，方尊被调往中国国家博物馆，终于为天下所知。

四羊方尊即便放在青铜铸造巅峰期的商周时代也堪称绝品。器型总体上看与殷墟时期的青铜方尊相似，器身为方形，口大于肩，表面装饰繁缛的蕉叶纹、夔龙纹和兽面纹。在方尊四角，又铸造了四个一样的山羊浮雕，山羊盘角圆眼，羊腿附于尊底圈足之上，在方尊四肩中间，还铸有长有犄角的龙头，羊头与龙头都是另外铸造后，再熔接于器身上的。 不管从装饰纹样、器型造型上，四羊方尊都与般墟青铜器同源，但是类似以动物为主题的青铜器例子在殷墟则少见，却常见于宁乡附近散出的青铜器上。

因此学者们认为，晚商时代的湖南宁乡一带，曾经存在一个独立的青铜器冶炼中心，并与商王朝互通有无，四羊方尊、大禾青铜方鼎等均是这个神秘冶炼中心的产物。 与四羊方尊一样，大禾青铜方鼎也出土于小小的黄材镇。1959 年，一位农民在黄材镇胜溪村附近发现了这只青铜器，并将这个奇怪的器物卖给了当地废品收购站。万幸的是，方鼎的一片残片在分拣中被湖南博物院派驻于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发现，立刻开始追查其他碎片的下落，当年就找到 10 余块废铜碎片，经初步修复后即判断这是一件商代青铜方鼎，2 年后，之前缺失的一条鼎腿终于被找到，修复后的铜鼎基本完整。

大禾方鼎的形制与晚商典型的方鼎一致，器为长方形，口比底略大，四角铸扉棱，四足为圆柱状，在鼎内侧中部近口处，铸有金文字符“大禾”，这也是鼎名的由来。而方鼎的纹饰则从未出现在其他器物上，方鼎四面的主要部分均被一张硕大的人脸占据，人面五官毕俱，面容宽阔，眼睛小，厚嘴唇，高?骨，表情凝重。

出现人面的青铜器并不多，以人面为主题的方鼎更是绝无仅有，因此激发了广泛的讨论。 在方鼎出土之后，就有学者依据《尸子》中“古者黄帝四面”和《吕氏春秋》中“黄帝立四面”的记载，认为大禾方鼎反映的是与黄帝类似的上古时期“四面”崇拜；近年来，学者更是将其与高庙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吴城文化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长江流域源远流长的神面崇拜传统在湘水流域的体现。

谜底尚未揭晓，但大禾方鼎的出现表明，虽然南方全盘接受了来自商王朝的青铜技术，却仍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身的信仰传统，并借助青铜技术将其推向全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