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为我们贡献了 11 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以青铜器为主。与前代相比，最大的区别是，越来越多的文字开始出现，文字让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成倍增加，也让这些文物有了更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内涵。

商周革命的珍贵信息（2件）

1976 年 3 月，陕西省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零口公社在进行水利建设时，意外挖掘出一批青铜器。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在现场发现一处西周时代的青铜器窖藏，其中各类青铜器 60 余件，中国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利簋便在其中。

青铜簋侈口，双耳垂珥饰兽首，垂腹，圈足下连方座，簋身、方座上都装饰兽面纹，器型和纹饰具有典型的商末周初风格，并且方形底座主要流行于关中地区的周文化中，因此这只簋从器型上看，应当是商周之交周人的造物。在簋腹厚厚的铜锈被去掉后，一篇金文铭文显现在人们眼前，震惊了所有人。

铭文共 4 行 33 字，叙述了这样的史事：在某个甲子日的早上，周武王发动了针对商王朝的战争，经过一天一夜的大战，岁星当空时，武王占领了商王朝的首都。在之后的辛未日，武王的军队驻扎在阑地，将铜料赐给了有功的官员“利”，“利”用铜料铸造了这只青铜器敬献给自己的祖先檀公。 这段记述相当简洁，却一点也不简单。文中所述之事便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武王伐纣，周武王率领多部落联军奇迹般地在牧野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商纣王与他强大的商军，商王朝漫长的统治从此崩溃，新生的周王朝成为后来的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黄金时代”。

可以说，利簋是距离牧野之战距离最近的文字记载，铸造者又是战争的亲历者，可信度极高，因此价值也毋庸置疑。铭文中记载的与武王伐之战相关的日期都可以与传世文献对应，充分证明了《尚书》《逸周书》等文献真实可靠，也向我们提供了这场战争的更多细节。

在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学者们就根据利簋中“岁鼎克”和《国语》中“武王伐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的天文记录，经过计算机对天象进行拟合，将牧野之战的日期定于公元前 1046 年 1 月 20 日。虽然这个结论尚有争议，但是却为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时间坐标，意义极为重大。

如今，利簋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安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着三千年前那段令人神往的故事。 克商大业繁重，周武王积劳成疾，在战后两年即去世。关于武王克商到去世这两年间的活动，不管是《尚书》等周代文献，还是《史记》等史料都所说有限，而天亡簋的出土则为我们提供了克商后武王一次活动的细节，弥足珍贵。

这只保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青铜簋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与利簋同为商周之际周人喜爱的方座簋，侈口鼓腹，四耳为兽首型，下有长方形耳，簋腹与方座上都装饰兽面纹。在器腹底铸有 78 字长篇铭文，铭文中说某个乙亥日，武王在“天室”举行“大礼”，向三方祭拜，之后又祭祀了周文王，并演奏了宏大的乐曲以结束祭祀。丁丑日，武王又举行盛大宴会，并在宴会上大行赏赐。

由于天亡篇铭文在今天看来晦涩难懂，因此不少学者都根据自己的解读提出不少新的论点。例如武王举行“大礼”的天室，一些学者认为所谓“天室”即是“大室”，是古代王者举行祭天仪式的大型宫殿；另有学者认为，“天室”即是“太室山”，是中岳嵩山的主峰，自古以来皆认为是天帝所居，武王上山除了祭祀之外，还要登高望远，为新都成周择址。

随着新的青铜器不断被发现、古文字研究的不断发展，对天亡篇铭文的解读也会不断更新，不管如何，天亡簋为我们提供了周革商命之后武王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研究西周初年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中国”之始（1件）

藏于陕西宝鸡中国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可能是最为大众所熟知的西周青铜器之一。这只堪称不世珍宝的青铜尊差点永远和我们失之交臂。1963 年，宝鸡人陈某在自家后院挖掘出一只青铜器。次年，这个锈迹斑斑的铜疙瘩被出售至废品收购站。1965 年，宝鸡市博物馆干部在废品收购站发现了这只青铜器，将其购回，确定这是一件西周早期的青铜尊。

又过了 10 年，上海博物馆馆长、著名青铜器研究者马承源发现尊底厚厚的铜锈下掩盖着青铜铭文，经清理后，122 字的长篇铭文现世，如同一道惊雷，炸响在中国历史上空。铭文内容大意为：成王五年四月丙戌，成王刚迁到成周洛邑时祭祀了武王，在祭祀之后，成王对周宗室子弟们发表了长篇训话，先回忆了子弟的父祖辈辅佐文王、武王的旧事，承认了宗室对王朝建立立下的汗马功劳，希望姬姓宗亲能始终忠诚辅佐王室。

按照《尚书大传》的说法，周王朝在周武王死后的第三年彻底平息了席卷王国东部地区的大叛乱，在第五年营建了镇服东部国土的新都成周。之后两年，周公且将统治权归还成王，北面称臣。何尊的出土再次印证了古文献记载的真实性，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坐标。

在何尊的长篇铭文中，成王回忆里。武王为王朝新都择址时曾向天报告“余其宅兹中国，自兹?民”，“中国”一词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何尊因此“出圈”。实际上，此“中国”非彼“中国”，武王口中所说的“中国”实际上是指“中央之城”，也就是成周洛邑。在中国南方得到开发之前，洛阳附近处于几大地理单元的中心，四方道路汇聚于此，武王择址于此，一方面是因为此处便于周人管理东方国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四方入贡道里均”。而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中国”逐渐从“中央之城”转变为华夏文明覆盖之地的代称，中国人也成为华夏民族共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