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与燕国之始（2件）

现藏天津博物馆的太保鼎是一件让人过目难忘的精品青铜器。与寻常所见古朴厚重的青铜方鼎不同，这只方鼎体积既小，装饰也颇具匠心：鼎腹呈浅长方形，折沿上立耳，鼎足细而高。鼎体四边装饰夸张的扉牙，四面装饰兽面纹和垂叶纹，每只鼎耳上趴着两个身似虎、长垂角的怪兽，鼎足根部装饰兽面，中部又有轮状装饰。总而言之，装饰繁缛的太保鼎在西周早期格外显眼。

与外观相比，太保鼎的身份更加令人着迷。在鼎内壁铸有三字铭文“太保铸”，在西周初年，有资格被称作“太保”的只有大名鼎鼎的召公爽了。召公为与周王室亲近的姬姓贵族，历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为周革商命立下大功，在周武王死后，更与周公旦、姜太公挽狂澜于既倒，共同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叛乱，拯救了新生的周王朝。 由于此时成王仍然年幼，因此召公就肩负起教导天子的责任，因此获得“太保”称号。

晚年，成王为报答召公爽的大功，将召公长子克分封于燕，召公参与了西周初年几乎所有大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周王朝的缔造者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召公功勋卓著且寿命很长，因此在青铜器铭文之中召公出现次数远多于周公旦，更不用说和几乎没有在金文铭文中留下任何记录的姜太公比了。太保鼎正是这位传奇人物留下的自用器物之一，价值难以估量。

太保鼎的发现要说回清咸丰年间，在山东省寿张县梁山下出土了七件西周青铜器，即著名的“梁山七器”。除太保鼎外，其他六器要么流落海外，要么踪迹不明，令人扼腕。当年发掘于梁山之后，太保鼎历经多位藏家之手，为北洋巨头徐世昌所藏，1958 年终被徐世昌的后人捐赠给国家，成为目前唯一一件在国内可以见到的“梁山七器”。

周王朝的统治稳固之后，召公家族在燕山以南地区建立起了燕国，燕国成为王朝最北方的主要诸侯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关于燕国的首任君主到底是召公还是他的儿子们，一直争议颇多，这主要是由于燕国地处偏远，不管是周王室还是其他诸侯国对它的记载都极为稀少。而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遗址进行系统发掘后，这个千古疑案终于解开。根据琉璃河遗址发现的克?、克?等青铜器铭文中的记载，成王任命召公爽的长子克为燕侯，燕国的历史就此展开。

在琉璃河燕国墓地中，考古工作者发现，这里既有周人的墓葬，也有商人墓葬。显然，燕国初建倚仗的不仅有克与他手下的同族周人，还有刚刚被周人征服的商王朝遗民。这样一支“混合部队”，竟然能克服族群间的差异，在远离家乡的北方生存下来并建立国祚 800 年的燕国，依赖的究竟是什么呢？

出土于琉璃河 M251 号墓的伯矩鬲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答案。这件青铜鬲本就华丽非常，鬲为平折沿，束颈，分裆款足，平盖，盖上有两个浮雕牛头，牛角高高翘起，盖中间有两个牛头组成的捉手；在鬲颈部装饰有夔龙纹，鬲腹饰牛角兽面纹，整件器物的装饰立体而夸张。在器物内部和盖底都铸有同样的铭文：才戊辰，燕侯赐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

铭文不长，大意是在戊辰日，燕侯赐给作器者伯矩贝币，伯矩用这些贝币（换来铜料）为亡父制造了祭器。伯矩的父亲是“父戊”，这种用天干为死者“日名”的习俗是商文化的代表性习俗，表明他们一家的身份可能是商遗民。如此看来，燕侯待国内的殷商遗民不薄，不仅让他们保留习俗，甚至还大行赏赐。 伯矩鬲上的记载是周代不同族群之间融合接纳的冰山一角，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格局迅速形成，不久之后，族群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化，不分彼此的中华民族慢慢形成。

钟鸣鼎食（2件）

1979 年 12 月，陕西省咸阳市淳化县史家塬村村民许文芳在自家院子里修建窑洞时发现了三件青铜器，随后立即报告了县文化馆。经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一座墓葬，墓中有棺，墓底有腰坑，墓葬早年被盗，陪葬品仅存 11 件，其中一只大鼎体形硕大、纹饰华丽，即今天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淳化大鼎。

大鼎高约 1.2 米，口径 0.8 米，重达 226 千克，是已发现的西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青铜圆鼎，在子龙鼎被运回国之前也是国内最大最重的圆鼎。大鼎平沿方唇，沿上两只硕大的立耳，鼎腹上还铸有三个兽首状环耳，这种既有立耳又有环耳的形制极为罕见。大鼎颈部装饰三对两两相对的夔龙，两只夔龙的侧脸又组成一个兽面，在兽面下另铸有三个小牛头，鼎腹部分无纹饰。壮硕的鼎足上部空陷，装饰兽面纹和弦纹。

由于缺少铭文，我们至今也不清楚淳化大鼎是何人为何事所铸，只能从其造型纹饰推断其铸成年代约为西周早期。但是其魁伟的造型、奇伟的纹饰都表明，在取代商王朝之后不久，周王朝就迎来了新的繁荣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成康时期，西周迎来了最繁荣的时代，《史记》说此时：“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大盂鼎正是最能够反映此时周王朝政治文明的器物了。大孟鼎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眉县，因作器者为南宫氏贵族“孟”，因此得名。同出的还有另一只青铜鼎，作器者同样为盂，为区别两鼎，所以大者为大盂鼎，小者为小孟鼎。

大盂鼎腹内有铭文 291 字，在西周初年堪称长篇，而同出的小孟鼎铭文则超过 400 字，为西周最长的金文铭文之一，可惜小盂鼎散失已久，让人遗憾。大盂鼎铭文是一篇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周康王对器主南宫孟的训令。文中，周康王先回顾了祖先文王、武王受天之命取得天下的历史，他认为，由于商人上下沉溺于酗酒，强大的商王朝因此失去天命被周征服。所以，要坐稳天下，必须控制饮酒，并小心祭祀。

对西周政治观念的反映只是大孟鼎巨大信息量的一角，这件青铜器对我们研究西周青铜铸造技术、铭文铸造技术、政治体制、分封似式等都有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国之重器”。 大盂鼎、小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器的代表，展示了西周初生时磅礴的生命力。

而到了西周中晚期，大克鼎、小克鼎也发出了不逊于大小盂鼎的光芒，展现的则是西周晚期朝廷内隐藏的矛盾。 清光绪十六年（1890），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一个巨大的青铜窖藏开启，其中藏有大克鼎一件、小克鼎七件、编钟六件、?和傅各一件。如今百年过去，大克鼎和一件小克鼎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余六件小克鼎则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和美国芝加哥美术馆。

任家村青铜窖藏都是一位名为“克”的贵族铸造的，从铭文内容和器物规格来看，“克”在周王朝的地位相当高，而在这批青铜器中，大克鼎是体型最大、铭文最多的。大克鼎铭文共 290 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器主克的口吻叙述的，主要是回顾克家族的光辉历史。而铭文的后半段，则是一篇典型的册命铭文，周厉王（或周夷王）重申对克的任命，克将与祖父一样，负责传达王命。克向天子表达了感激，并铸器祭祀祖父师华父。

除了政治史外，大克鼎在研究系统青铜装饰、铸造技术、金文书写方式、金文书体变化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