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家族墓地的国宝（3件）

西周的历史，不仅是处于中心的周王朝的历史，还是分布于周边、拱卫周王朝的诸侯国的历史。在周公旦智慧地开创了周式分封之后，周文化就走向四方，与当地文化相拥相融形成了各不相同却又联系紧密的诸侯国文化。其中，分封于山西南部地区的晋国作为姬姓大国，又在后来的春秋时期成为霸主，它的文化面貌成为我们窥探众诸侯国文化的窗户。

1962 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工作站发现了位于曲沃县天马---曲村一带的西周遗址。1979 年开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与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对天马---曲村遗址进行长时间的系统发掘，发现包括晋侯家族墓葬在内的大量西周晋国遗存，基本确定这里就是晋国早期的都城。而这里的晋侯家族墓，则是国内已经发掘的世系最完整、持续时间最长的西周诸侯墓葬，这些墓葬中的三件出土文物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可见其重要性。

晋侯鸟尊出土于 114 号墓中，这座墓葬被认为是诸晋侯墓葬中年代最早的一座，可能属于始封国君唐叔虞或其子晋侯燮父。在鸟尊出土之前，114 号墓遭到严重盗掘，许多随葬品流失，鸟尊虽得幸免，却也遭到严重破坏，残缺不全，后经修复方见真容。

鸟尊长 30.5 厘米，呈现了一只栩栩如生的禽鸟，鸟长颈回首，大眼勾喙，头生高冠，身材丰满，两足直立，与垂地的鸟尾形成三个支点稳固器身。鸟尊全身大部分地方装饰鳞纹或为鸟羽，翅膀、足处装饰云雷纹，尾部装饰为象头，象鼻即其长尾。整只鸟尊装饰华丽，惟妙惟肖，在以器物规整、严肃为特征的西周文物中，显得格外出挑。尊盖、尊腹内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大室尊彝”，可知该尊为晋侯所铸，用于献祭于晋国宗庙。

晋候夫人组玉佩出土于 M63 号墓中，墓主据推测为西周晚期晋穆侯的夫人杨?，墓葬在盗掘中幸免于难，保存相当完好。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覆面、玉饰、玉雕等，这些玉器非常精美，然而跟组玉佩相比也显得黯淡无光。组玉佩发现于死者胸前，虽然用于串连玉器的绳子已经腐朽，但仍可见各种玉器下葬时的大体分布。

经复原后，组玉佩长 158 厘米，由玉璜、玉珩、玉管、绿松石珠等 204 个部件组成，其中 19 件体积较大的玉璜为主体，其他玉器为点缀和辅助。这些玉器部件被串联在一起，形成了华丽无比的组玉佩，而在个别玉部件上，还精心雕啄了蚕、龙等形象，可算得上是中国西周制玉业的巅峰之作。

有意思的是，M63 号墓并不孤单，杨?与晋穆侯（M62）、另一位晋侯夫人（M64, 推测为晋穆侯正妻济姜）共同沉睡，从墓穴规模和随葬品等级来看，杨姑在三人中地位最低，却拥有了最精美的玉饰，这表明此时的玉器可能已经脱离了身份象征的功能，向着更加审美化、个人化的方向发展

在晋侯墓葬中命运最为曲折的当属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晋侯稣钟了。晋侯稣钟原本随葬于西周晚期墓葬 M8, M8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盗墓浩劫中被盗扰，随葬的编钟被盗走，只有两只小钟残存，令人扼腕。1992 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偶至香港，发现彼时香港的古董市场上出现了一套特殊的编钟，编钟共 14 件，形制为西周晚期无误，令香港古董商们头疼的是，这套编钟上的铭文为刻铭而非常见的铸铭，因此不少人怀疑这是一套制造精良的赝品而迟迟不敢下手。

马承源以丰富的经验判断这套编钟绝非赝品，他不动声色，请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居中谈判，以 100 万港币的超低价将这套编钟抢购回上海。14 只编钟回归后，经与 M8 号晋侯墓中的两只残钟比对，其形制一致，铭文可连读，且小钟铭文也为罕见的刻铭，至此，国宝晋侯稣钟终得完壁。

晋侯稣钟上的长篇铭文记载了周厉王（或周宣王）三十二年的一场战争，天子亲征，晋侯稣也率军从征。经过约两个月行军，大军行至一支名为夙夷的夷人的都城（今山东郓城），发起了灭国之战，最终在晋侯稣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之下，夙夷大败，都城被攻陷，大量人口被俘虏。在班师回朝后，天子亲自赐给晋侯稣四匹好马，以嘉奖他的忠勇无畏。

晋侯稣钟作为目前已发现的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编钟，拥有极高研究价值的长篇铭文，不管是对我们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史、战争史、与少数民族关系史、晋国国史，还是研究治金史、音乐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马承源当年的抢救之举，可算得上为民族立下了不可磨灭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