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59年夏,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河南西部进行“夏墟”调查时,在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庄发现了大量的夏商时期文物。中原地区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村庄,有如一本无字书,慢慢被解读破译,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这里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青铜礼容器、仪仗用青铜武器、玉质礼器等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也开启了青铜时代的先河。二里头遗址蕴藏着一个体量巨大的国家,也蕴藏着早期国家诞生的秘密。
极有可能是夏代都城
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是夏代都城：
二里头遗址是经过专门调查后发现的。我们都知道夏朝的建立是古国文明走向王朝文明的一个转折。但是有关夏代历史的文献记载非常少,而且非常简略,所以研究夏代历史非常困难。一直有学者在对夏史进行研究,但是连夏朝的都城在什么位置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也没有一个确切答案。
直到1959年,徐旭生先生调查并发表了相关研究结果,该问题才有了重大的突破。1959年的4月份开始,71岁高龄的徐旭生先生带领队伍进行调查,发现了很多重要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非常丰富,并且处于文献记载中商朝都城的范围里边,当时徐旭生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是商朝早期的都城。当年秋天,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派出队伍进行发掘,到今年已经整整64年。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4年,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呢?是造型精美、形象生动的绿松石龙,是修长挺拔的乳钉纹铜爵,还是工艺水平高超且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这些都是二里头先民创制出来的瑰宝重器,它们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认为在二里头中心区发现的主干道路网络是最重要的。
二里头的中心区有两条南北向的道路,两条东西向的道路。这些道路的宽度为10—20米,它们纵横交错,呈现规则的“井”字形,它们构成了二里头都城功能分区的一个重要界限。
这个都城的中间有宫殿区、祭祀区以及官营作坊区,它们处于都城的中轴带,构成了都城的中轴区域,宫殿区处在中间的位置。中轴区域的东西两侧,都发现有贵族居住区和埋葬区。它是通过这种“井”字形道路系统形成了以宫殿区为核心,祭祀区、作坊区还有贵族居住区和埋葬区,这些高级别的功能区在宫殿区的外围拱卫,一般的居民活动区分布在更外围。
这样一个向心式的布局结构,非常严整,非常有序,完全符合古代文献里边所说的“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样的规划原则。这样严整有序的布局结构说明了当时有严格的社会分层和统治秩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这样的格局在二里头之前的所有的史前城址里边都没有见到,包括陶寺、石峁还有其他的史前城址里边都没有。它被后世的商朝、周朝及各个朝代所继承下去,成为后世中国都城布局的一个祖形。
二里头出土了比较精美的文物,如绿松石龙形器。它的长度有将近70厘米,由2000多片不同形状的细小的绿松石片拼接而成,而且每一片形状都不相同。每一片绿松石虽然非常细小,但是它的正面都比较光滑,侧面都是斜的,就是说整体上是一个楔形。尽管它是3700多年前的文物,出土的时候依然保存得非常完好。
二里头时期也是中国龙形象变化较大的时期, 二里头之前有多种龙并存,到二里头时期龙的形象逐渐定型、固定,提供了龙崇拜正统的一个源头。
乳钉纹铜爵的造型非常挺拔、修长。有的人说它是“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二里头铜爵总共有十几件,主要发现于最高级别的贵族墓葬中,我们发现如果是贵族墓葬里边只有一件青铜礼容器,那一定是一件铜爵;如果有两件青铜礼容器，其中也一定会有一件是铜爵，所以铜爵是二里头文化最核心的青铜礼器。
铜爵的铸造首先需要控制较远的地方去开采铜矿,需要长距离的运输能力,除此之外还需要精密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以及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以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容器的出现，是中国历史进入到王朝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的三座墓里发现了四件牙璋,牙璋长约50厘米,它的两侧有扉牙,把它横过来看,像一条张着嘴的龙。二里头牙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它向外影响了中国南部的很多地方,如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香港,甚至越南的北部都能够见到这种龙形的牙璋。这说明二里头牙璋背后所代表的礼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这些精美的文物都是在二里头文化的高级别墓葬里边出土的,我们已经发现二里头文化的500多座墓葬。规模比较大、规格比较高的第一等级的墓葬集中在都城,主要出现在宫殿区和周边区域,其中出土的文物有铜鼎、铜爵、铜斝、铜盉等,它们构成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群。玉刀、玉牙璋、玉戈、玉钺、玉圭还有玉璧戚,它们构成二里头文化的玉礼器群。
青铜礼器群和玉礼器群是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的标志物。这种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充分表明了二里头文化产生了最早的国家。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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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与夏代关系（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