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疑古思潮的举起和考古学的传入，我们所知道的夏朝历史被重重迷雾所包围，夏朝真的存在吗？夏朝会不会是后来商周时代的人们杜撰的呢？如果夏朝及相关的历史是真实的，那么我们是否能以考古学为工具还原这段历史呢？

1959年，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按照古文献的指引前往传说中夏后氏活动密集的“夏墟”---晋南豫西地区开展考古学调查。在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附近发现一个规模巨大的古代遗址。初步判定此处是一处商代早期遗址，并认为二里头遗址“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二里头遗址及博物馆

 

此后，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陆续展开，人们认识到，二里头遗址与早商虽确有关联，但不仅面貌不同，时代上也较二里岗为早。随着考古工作进一步深入，这座遗址的面貌逐渐清晰：这是一座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的超级城市，中国最早的“井”字形道路遗存将宫殿区、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等划分开来；精美的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屡屡出现，而已知最早的大件青铜礼器的出土更是拉开中国青铜时代的帷幕。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二里头遗址

以整个华夏大地的视角看，与二里头遗址相似的考古学文化出现在晋南、关中，在商洛的群山和长江沿岸也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身影。发达的都邑、强大的影响力无不告诉人们，距今约3735-3530年前，在以洛阳盆地为核心的广袤大地上，曾经崛起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巨大王国。它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商王朝更为古老，它或许就是文献记录中的那个中国最早的王朝---夏。

▲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基址

然而，随着二里头考古的展开，更多的问题困扰着人们。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初期，考古人员就意识到二里头文化虽然上承龙山下启早商，却仍然与本地的龙山时代文化存在缺环，特别是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平原之中，在二里头古城出现之前，当地龙山时代的遗存稀疏、人迹罕至，这么复杂的政体当然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一定有其来源。

根据碳十四测年的结果，二里头古城仅沿用了200余年，距离《竹书纪年》中夏代存续的“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之间的差距也让人无法忽视，寻找二里头文化更早的祖先以补全缺环成为学者们共同的目标。

197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等人在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开展试掘，发现一些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早期的陶片。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就是人们苦苦寻找的龙山到二里头“过渡期”的遗存，他将这类过渡性遗存称为“新砦期”。后来的发掘进一步证实，新砦遗址的使用时间约在公元前1870-前1720年，其衰落的时间与二里头遗址兴起的时间相去不远。

▲新砦遗址石碑

这里最早的遗存为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稍晚演变为“新砦期”文化。在最晚的阶段，新砦遗址出土的器物已经与二里头古城中最早的部分器物几乎无法区别。这一个遗址内的文化面貌，由王湾三期文化到新砦期再到二里头，这种演变呈现出自然、渐进的特征。这让新砦遗址和“新砦期”文化成为二里头文化直系祖先的“最佳人选”。

▲兽面纹陶片，出土于新砦遗址

在新砦期文化被辨识出来后，河南省西到登封、禹州、北到黄河、东至郑州、南达漯河的环嵩山区域内陆续发现数十处包含新砦期文化的遗址，其中不少在新砦期文化地层上都叠压着二里头文化遗存。特别是2004年发现的巩义花地嘴遗址，在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牙璋，与后来二里头出土的玉牙璋在形态上几乎一样。

▲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的墨玉牙璋

那么，二里头、新砦是否还能再继续向前追寻呢？1975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河南登封市告成镇附近开展考古发掘，当地人在知道考古队在寻找夏代遗址后提醒主持发掘的安金槐，不远处有一处名为“王城岗”的岗地传说乃是大禹建都所在。经考古发掘，王城岗遗址早期的遗物为比新砦期更早的王湾三期文化，而其最晚的遗物则已经具备了新砦期文化的特征，是一个比新砦期遗址更早的文化“过渡”案例。

而在考古发掘中，王城岗遗址先发掘出两座龙山时代的小城，两座城池建于王城岗早期；20多年后，王城岗遗址在此发现一座大城，城内面积达34万平方米，建于王城岗后期。王城岗在面貌上是二里头的“祖父辈”，又有城池这样的大型公共建筑，还有至今仍盛传于当地人口中的大禹传说。 更有意思的是，在王城岗出土的东周陶片上出现了“阳城仓器”四个字，表明这里在东周时曾被称为“阳城”，而阳城正是传说中大禹的都城所在。

▲王城岗遗址

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有学者认为这个族群是晋南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或更晚的三里桥文化后裔，然而整个证据链尚不完整，对夏文化的探索也止步于此。然而，对于学者们来说，夏文化与更早的龙山文化之间的缺环已经补足，剩下的就是辨识出夏文化的主脉，而仍然需要在未来付出很多努力。

那么，王湾三期文化又是如何蜕变为新砦期文化，最后集大成的二里头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有人认为，正是黄河母亲再次展现了她毁灭和创造的两面，将文明再次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迫使历史完成了关键性的进化。

约3900年前，干冷气候持续破坏黄河上游的植被，最终使得大量泥沙进入黄河，最终造成那场毁灭性的洪水。洪灾重创了从黄河中游到下游的人类社会，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等低平的地区变成一片汪洋，王城岗、瓦店等遗址纷纷衰落，而嵩山阶地上的新砦遗址由于地势较高，虽然出遭到了河流决口的打击，但仍然顽强地存续了下来。

▲国宝级青铜器“遂公盨”：内底的铭文为大禹治水的文献记录

正是在这一时期，新砦中出现了淮河流域的造律台文化、山东半岛的岳石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因素。或许各地遭到洪水侵袭的民族中，有不少人辗转迁移到了受到洪水影响较小的嵩山地区，被居住在这里的王湾三期居民接纳，各文化团结起来面对洪水，直到融合形成了全新的新砦文化，缔造了新的时代。

洪水退去后，古伊洛河河床南移，露出北岸广袤而富饶的平地。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的新砦文化居民发现了这块宝地，在这里建立了二里头聚落，与此同时，晋南、关中、华北、山东等地的先民也都加入到全新的都邑中来，海纳百川的二里头文化最终形成。夏王朝称雄于中原，它的影响力北到燕山、南至江汉、西及关中、东达海滨，甚至远达东南亚都出现了夏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