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宝剑之乡”节中，曾谈起“季札赠剑”的故事，并指出它在汉魏时一直是绘画中流行的题材，因为人们仰慕那恪守诺言的季札，并举出孙吴朱然墓出土的绘有这一故事的精美漆盘画。那是一个盘径 24,8 厘米的木胎漆盘，边缘还装饰着漂亮的鎏金铜扣，盘内涂黑色底漆，然后以红、金、灰、白等色绘出漆画，以盘心的圆形画面为中心，向外又有两周不同的画面。
▲孙吴朱然墓漆案画像，局部
其最外一周是狩猎图像，猎手在山林中追逐捕猎，鹿、兔等野兽拼命逃窜。中间一周的画面是水中游鱼，间杂有水生植物以及白鹭啄鱼、童子戏鱼等图像。那些鱼看来描绘的都是可以食用的品种，姿态灵活，特征明显，分别是鲤鱼、鳜鱼等。居中的盘心是漆盘画的主题所在，为季札赠剑图。
身穿朱衣的季札拱手恭立于徐君墓前，已将宝剑悬挂在冢树之上。身后随着两个正互相议论的从者，画面上方绘出山林人物，下方又画有一双野兔，前面一只回首后顾，后面一只紧随前往，姿态也颇传神，还可衬托出野外墓冢的氛围。值得注意的是漆盘底部，有用朱漆书写的“蜀郡造作牢”五字，说明了漆器的产地。
▲徐墓挂剑图
与这件漆盘同时被发现的漆器和木器约 80 件之多，主要是与饮食宴会有关的日用器皿，如案、盘、耳杯、盒、壶、樽、奁、匕、勺等，也有日用家具，如曲面下设三足的漆凭几。在许多漆器上有色彩鲜艳的漆画，其中最大的一幅是漆案面上的画，绘于面积为 82×56.5 平方厘米的案面中心，题材是宫闱宴乐，场面很大，共画出 50 余个不同身份的人物，有正在宴会的皇后王侯，有侍奉护卫的女使虎贲，有表演百戏的弄剑跳丸艺人，有奏乐的鼓吹，颇显生动华美。
绘于漆盘中心的历史人物故事图像，除了“季札赠剑”以外，还有百里奚会故妻、伯榆悲亲等，另一些盘中心绘有宴乐出游等。最引人兴趣的是一幅童子舞棍的图像，作者特别加大了头部的比例以符合儿童的形体特征，四肢丰腴也符合人们对儿童的审美要求，活画出两个稚气十足的活泼的童子，惹人喜爱。这件漆盘底部同样有“蜀郡作牢”的铭记。同时也与季札赠剑图一样，在它的外周画出水中游鱼。
▲ 童子舞棍漆盘
现在看到这些漆盘上画的鱼，姿态灵动而写实，可以辨识出种属，说明三国时期绘画的写生水平，确实较汉代有了较大的提高。除了写实的作品外，也有富于幻想的描绘神奇的仙禽怪兽等的图像，以漆槅的画像为代表，在槅的各个小格的内底，都画出神奇的动物，有背生双翼的鱼、奔腾的白虎、对舞的凤鸟等。
在这批出土漆器的制作工艺方面，也有令人惊喜的发现，那就是其中的一对犀皮漆耳杯，正面黑漆，花纹不显著。背面黑、红、黄三色相间，表面光滑，花纹回转如旋涡，有行云流水之致，制作工艺相当成熟。过去文献记载犀皮漆器最早出现于唐代，这次出土的实物将其出现的年代至少提前了 600 年。
▲犀皮漆耳杯
与这批精美的漆器同时出土的，还有瓷器、铜器、陶器等一百四十多件，以及六千余枚铜钱。它们都出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南的雨山附近的一座砖墓中，可惜墓曾被盗过，不然还会有更多的珍贵文物被发现。由于墓里出土有木质的“名刺”和“谒”，所以确知所葬死者是孙吴的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朱然。
在这样一位人物的坟墓中出土大量制工精美的蜀郡漆器，是值得玩味的。因为汉魏时的蜀郡，即今成都地区，是在刘备所建汉（蜀汉）版图之内。朱然墓中大量随葬蜀的漆器，自然反映了当时吴蜀之间关系的密切。它们有可能是吴、蜀保持联盟关系时的赠品或贸易往还中的商品。但是如果考虑到朱然在吴蜀两次主要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也可以推测他所拥有的蜀国产品，并不一定是友谊的象征或和平贸易的见证，而是吴蜀干戈相见时的掳获品。这样来说，朱然墓出土的精美漆器又引导我们回到了那“天下三分”的动荡年代。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江苏、湖北、浙江、江西、安徽等省发现的孙吴时期的墓葬中，获得了数量众多的文物，包括铜器、漆器、青瓷器、陶器、铁器等，还有众多的模型明器，其中最能代表孙吴时期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铜镜的铸造和青瓷器的烧制。 孙吴的铜镜铸造技术，在东汉时期已有所发展的江南铸镜手工业基础上，又有了很大提高。制镜的地点集中在当时的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和武昌（今湖北省鄂州），除了还铸造自东汉以来流行的盘龙镜、夔凤镜、方格规矩镜等旧式铜镜外，大量铸造的是更为精美的各种花纹复杂、构图多变的神兽镜和画像镜，仅神兽镜就可分为环状乳神兽镜、重列式神兽镜、同向式神兽镜、对置式神兽镜、求心式神兽镜等不同的花纹组合形式。
▲ 湖北鄂州孙吴墓鎏金铜神兽镜
因此在北方的铜镜制造业由于战乱而调零时，江南的铜镜铸造业却呈现蓬勃发展的形势，生产出具有独特风格的精美作品，大放异彩。孙吴时期的青瓷器，过去虽有少量传世品，但大量的发现，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事。在南京市赵士冈孙吴墓中出土的带有赤乌十四年（251 年）纪年的青瓷虎子，当年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发现，上面还有“会稽上虞师袁宜造”的刻铭，更揭示出浙江上虞窑当时是很重要的烧造瓷器的地点。
▲孙吴赤乌十四年铭青瓷虎子
后来又获得了带有甘露元年（265 年）铭的青瓷熊灯，同时还获得了一对青瓷卧羊尊，它们同出于 1958 年在南京市清凉山发掘的一座孙吴墓中。这两种青瓷器制作精致，造型也有特色。熊灯的釉色呈土黄色，在灯盖以下由一个蹲坐着的小熊顶托，它用两只前足上抱头部，憨态可掬，颇为生动。那对卧姿的青瓷羊，显得安静平和，造型稳重，施釉匀净，光洁晶莹，工艺水平颇高，是孙吴青瓷器中的佳作。
▲孙吴甘露元年铭青瓷熊灯
以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孙吴青瓷器日益增多，有实用的日用器皿，也有专制的明器，例如上面堆塑有形象复杂的人物鸟兽楼阙的“谷仓罐”，也称作“魂瓶”，以及井、灶、仓、磨等模型。大量制工精致的孙吴青瓷器的出土，表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瓷器，已脱离了汉以前的萌发阶段，成为工艺成熟，可以大量生产的手工业制品。
▲ 南京孙吴墓凤凰元年青瓷谷仓罐
它那轻薄的胎体，晶莹的釉色，以及易于清洗、不存油垢和腥膻的特点，使它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制瓷的发明，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之一，是对世界文明的三大贡献，它也和丝绸一样，很快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交往的重要商品。
提到中外文化交流，还可在孙吴时期的文物中寻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各地吴墓出土的铜带具、铜镜和青瓷器皿的装饰纹样中，常常可以看到有关佛教艺术的图纹。可以举出的例子不少，例如在湖北省武昌吴墓中发现过饰有佛像的铜带具，在湖北省鄂州等地发现过用佛像作图纹的铜镜，在江苏省南京市等地的吴墓中发现过用佛像作图纹的青瓷器和陶器…
▲孙吴墓出土的铜带具
特别是一些“谷仓罐”上常有贴塑的模制出的小型佛坐像，它们和其他一些神仙、灵兽等的图像混同在一起。这种情形说明，从印度次大陆传来的佛教，在江南地区早已流行，但起初人们对佛像还缺乏像后世那样的崇敬，所以还是随意把它作为装饰器物的一种图纹。直到东晋以后，佛像才不再出现在器物的装饰纹样中，那是因为佛教进一步发展，人们的信仰日趋虔诚，就不再做那种亵渎佛祖的事了。
▲谷仓罐上的小型佛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