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皓降晋以前17年时（263年），蜀已被魏所灭，后主刘禅被送到洛阳当了“安乐县公”。但两年后魏就为晋所取代，司马炎自己做了皇帝。公元280年晋军攻吴，那里曾经称雄长江的孙吴水军，已经随着孙氏政权的荒淫腐败而衰落了，无力正面抗击晋军，只得采用了在江上横栏铁索以拒敌船的被动而愚蠢的对策，结果正如唐诗所描述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古代铁索关遗址

孙皓的投降，最后结束了天下三分的局面，古代中国重归统一。不过这一统一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多久。永平元年（291年）发生的“八王之乱”，动摇了西晋王朝统治的基础，从而导致它的覆亡，使古代中国再一次分裂和动荡，黄河流域再次沉沦在战乱之中。

由于西晋的统一过于短命，所以传世的西晋时期的遗物极为罕见。只是从20世纪50年代在洛阳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西晋墓葬以来，才开始对有关西晋的物质文化有所了解。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在中原、山东和江南的许多省区不断发掘到这一时期的墓葬，加深了对西晋物质文明的了解。使人们可以依据考古学的标型排比的方法，辩识出西晋时期墓葬的特征。例如以牛车和鞍马为主的随葬陶俑群，还有石刻的墓志，常常保留着圭首带有圆穿的碑石的形状。

▲西晋武士俑

但是过去人们一直没有准确地寻获西晋诸帝的陵寝所在，原因可能是当时没有在地表堆筑巨大的坟丘，也没有营造豪华的墓室。荀岳墓志铭和左芬墓志都指示了文帝、武帝陵墓的准确方位，于是崇阳陵（司马昭）、峻阳陵（司马炎）被得以确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部门对之进行了科学探测。西晋诸帝中，宣帝司马懿的高原陵、景帝司马师的峻平陵、玄帝司马昭的崇阳陵、武帝司马炎的峻阳陵、惠帝司马衷的太阳陵等虽都在洛阳地区，但历来只是根据文献和出土的有关墓志做些推测而已。

▲ 荀岳墓志铭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南蔡庄及其以东的邙山南麓，进行了考古勘察和铲探，发现了两处西晋墓地。在南蔡庄村北2.5公里的山坡上，探查出排列有序、坐北面南的西晋墓23座，可能与晋武帝峻阳陵有关。另一处墓地在后社楼村北1.5公里的枕头山。枕头山墓地发现西晋墓5座，也是坐北面南排列有序，推测这一墓地可能与晋文帝崇阳陵有关。但对这一墓地西部的两座墓进行发掘的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它们早年已被盗掘一空，无法提供任何对寻找晋陵有意义的线索。

▲西晋风水宝地---邙山

与上述两处被推定为帝陵的土洞墓室的西晋墓形成对比的，是20世纪50年代在洛阳城西发现的一些砖结构的西晋大墓，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座是葬于晋惠帝元康九年（299年）的徐义的坟墓。她是晋惠帝皇后贾南风的乳母。这座墓的墓道长达37.26米，墓道深度达12.2米，据估算开据这样长大的墓道，土方量至少在1000立方米以上。墓虽遭盗掘过，但圭首状的石碑形墓志尚存，墓志面及背阴的刻铭文。志文长达千字，其中讲到她曾参与过贾南风废杨太后之事有功，因而封为“美人”，赏绢千匹。这座豪华的大墓，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贾后当年暴戾骄横擅权的一个侧面。

▲ 《晋徐美人墓志》

晋惠帝当了皇帝以后，政权全由杨太后的父亲太尉杨骏所掌握，因为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当人们向报报告因天下荒乱，老百姓没东西吃多有饿死时，他竟然问：“为什么不吃肉粥？”。于是皇后贾南风就设法铲除杨骏父女，她的手段是毒辣的，首先密召楚王司马璋到洛阳，利用他与淮南王司马允合力杀掉杨骏，废杨太后。杨骏死后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她又利用司马璋与司马亮的矛盾，使前者杀死后者，然后又处死了司马璋。

贾南风的这位擅权专横，引起本来就各怀野心的诸王不满，终于自食其果，为赵王司马伦所杀，时距其乳母下葬豪华墓室不过一年。接着为了争夺王朝的控制权，西晋诸王展开历时16年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正是贾南风的骄横专权，最后导致了西晋王朝的倾覆。

▲八王之乱示意图

已被发掘的西晋墓葬中，分布在江南的也颇值得注意，尤以在江苏宜兴发现的周氏家族墓为最。其中的一号墓，由墓砖的铭文可以知道墓主是那位“除三害”的英雄周处。他年轻时横行乡里，百姓将他与猛虎、恶蛟合称为“三害”。后来他发愤改过，并进山杀虎、入水斩蛟，于是三害尽除。周处后来战死，归葬故乡，他的墓室使用了专为他特意烧造的墓砖，印有铭文，为“元康七年九月二十日阳羡所作周前将军砖”。

在这一处墓地，已经发掘了南北排成一列的6座墓葬，其中包括可能是周处的父亲周鲂和周处儿子周卫的坟墓。这里的随葬品物也有与北方不同的特点，主要是放置有数量多而精美的青瓷器，胎质洁白，釉色莹润，除了日用器皿外，还有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如从4号墓出土的青瓷神兽尊等外，连随葬的明器也用青瓷制品。看来在文化传统上还承继着孙吴，并未因西晋的统一而受影响。据研究，周氏墓中的青瓷器，可能是在当地的宜兴均山窑烧造的。

▲西晋青釉神兽尊

周处墓的出土品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方面引起过不小的波澜。在墓中出土有一组金属带饰和一些小的金属碎片，20世纪50年代对金属碎片的测定为铝质，并把碎片认为是带饰的一部分，因此认为带饰也是铝制品。这是公认的惊人的发现，因为在西方，铝是19世纪者被提炼出来的，而这次的发现表明中国早在西晋时就能炼出这种金属了，一时间引起中外学者极大的兴趣。

▲ 周处墓平、剖面图与墓砖文字拓片

但是一些治学态度严肃的学者，以后又对保存完整的全部16件带饰进行重新鉴定，采用一系列的科学方法，结果证明全部带饰都是银质的，而那小块金属碎片主要是铝，它是混入的现代物。因为该墓早年曾经遭过盗掘，而且20世纪50年代那次发掘也是先行打开，派人进去探测，取出一部分文物，再行封闭，两个月后才进行正式清理。那些铝质金属是从淤土中尽可能挑拣出来的，故可能是后来混入，不能作为西晋有铝的证据。 对待周处墓金属带饰的重新研究，并能够更正过去不正确的结论，即使那种结论似乎为中国古代文明增添了“光彩”。这种勇于改过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正与当年的周处相同，才真正为中华民族增添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