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唐代的精美的工艺品,除了金银器外,人们立即会想到“唐三彩”,它以其优美的造型、绚丽的釉彩吸引着现代的人们。 但是在唐代, 金银器和三彩器并不是专门制造出来供人们作艺术欣赏的作品,而是具有不同功能的实用品。
三彩制品,具备两种不同的功能:一种是三彩的实用器皿,主要是日用的盘、碗等物,在对大明宫太液池遗址的发掘中曾有发现;另一种也是发现数量较多的那就是专门为死人设计、制造的明器,只供陈放于坟墓之中。这些明器通过其品种、数量和大小尺寸,还可显示死者生前的官职和地位。
唐代的匠师充分发挥了艺术的想象力, 创造出利用低温烧成的一种釉彩华丽多变的特殊釉陶。 与瓷器不同处还有它的釉色鲜明，但是并不透明,色彩以黄、绿、赭三色为主,所以习称“三彩”。实际上它的釉色并不只这三色,还有蓝、黑等彩,这些色彩是利用不同金属呈色剂的特点及控制同一金属呈色剂的不同含量而获得的。
▲拍卖会上的唐三彩花卉纹花口盘
由于三彩工艺当时主要用于制作专供丧葬的物品,因此从各地唐墓中常被大量发掘出土,体型大而保存完整。而在人们生活过的遗址中获得的三彩器皿相对颇为少见,且多系残片。所以今天人们看到的唐三彩文物多为墓葬明器,常见的品种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俑人和动物的塑像,另一类是模拟生活用器或建筑物的模型。
三彩制品中的俑人，包括虚构的神怪形象和世间真实人物的模拟像。神怪的形象主要是用于镇墓的“四神”,他们的名字分别称为“当圹”“当野”“祖明”“地轴”。前两位神怪被塑造成身擐甲胄姿态威猛的天王形象,后两位则塑造成狰狞的兽形,头生长角,怒目巨口,毛羽飘拂,或蹲踞或张牙舞爪,通常称为“镇墓兽“。
▲章怀太子墓三彩镇墓兽
模拟世间真实人物的三彩俑,包括文臣、武臣、乐队和男女侍仆,他们可算是古代现实主义艺术造型的杰作,从面容到体态乃至服饰细节,都力求模拟着唐时人物的原貌。特别是那些面相丰腴的女侍俑,以杨贵妃为代表的盛唐时美女的形貌,生动如实地再现于人们面前。也有些女俑塑造成梳发或照镜的生活姿态,更为生动传神。
如从西安市王家坟唐墓出上的一件高47.3厘米的女坐俑,身着黄花绿色长裙,坐在一个束腰圆凳上,左手捧镜(可惜所持镜已残损无存),正对镜整容。她头梳高髻,丰腴的面庞,露出微笑,也许是从镜中映出的影像使她极感满意,陷入自我陶醉的境界。
▲ 西安王家坟唐墓三彩对镜女俑
除了人物以外,最令人赞赏的三彩作品是骏马的塑像。在文化艺术空前发达的隋唐盛世,描绘骏马的造型艺术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绘画方面,许多名家精于画马,仅在大诗人杜甫的诗作中,就可以读到许多吟咏马画的诗篇。在雕塑方面,“昭陵六骏“的巨型浮雕,更是著名的古代艺术珍品。
从神龙二年(706年)葬的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出土的三彩俑群中,已可见到三彩马的风采。它头部微侧,避免了呆板的造型,轮廓线颇为流利活泼,它鬃剪三花,鞍披鄣泥,张口作嘶鸣状。美中不足的是马的体态塑制得过于圆腴,因之缺乏气韵,使人观后颇有“画肉不画骨”之感。大约比其迟约四分之一世纪的右领军卫大将军鲜于庭诲的坟墓中出土的三彩马,从艺术造型方面又进了一大步。
▲西安唐鲜于庭诲墓三彩马
那座葬于开元十一年(723年)的墓室中随葬有4匹三彩马,身高都超过半米,色泽鲜明,体态雄健,制工精美。其中两匹是颈部带有白斑纹的白蹄黃马,长颈小头,体骨匀称,鬃剪一花,长尾结系成角状,辔和鞅、鞦的绿带上缀饰着漂亮的金花和杏叶。另一对是白马,鞍披绿色鄣泥,鬃剪三花,辔和鞅、鞦的带上也缀饰着漂亮的杏叶,还在马额正中装饰一朵矗立的缨饰，马嘴微张,嚼啮着黄色的衔勒,两侧是绿色的镳,杜诗中的“白马嚼啮黄金勒”的诗句,正好是这匹白马的写照。
在色彩方面除了习见的黄、白等彩外,在洛阳地区出土的三彩马中有通体墨色的黑马,甚至在关林唐墓中竞然出土了一匹通体施蓝彩的马。蓝色躯体上又间有乳白色斑纹,长鬃雪白,四蹄橙黄,釉色莹润,色彩鲜明。虽然在现实的自然界中看不到这种毛色的骏马,但是古代匠师如此大胆的设色,突破常规,既写实又超越现实,使观者为其绚丽多彩的色泽所吸引,得到特殊的艺术享受,实为不同凡响的佳作。
▲ 洛阳关林唐墓三彩蓝釉马
这种使用既写实又赋以想象色彩的创作手法,还用于去塑造三彩狮子的形象。在西安市王家坟唐墓中出土有一对三彩狮子，形体很小,仅高19.5厘米,它们一反兽王那威猛的态势, 而是塑造成扭头向后,用嘴啃舐后足的姿态,给人以憨态稚拙之感,颇像一对顽皮的幼犬,令人爱怜。
同样造型的狮子,竟然又出现在庄严的佛塔地宫之中。那是在陕西省临潼县唐庆山寺舍利塔基的地宫内被发现的,放置于甬道与主室之间门前两侧。形体颇大,但造型与王家坟出土的小型作品如出一辙,亦为三彩作品,釉色鲜明。 在这座地宫内出现的三彩作品,除了狮子外还有三个三足供盘,其中一个盘内还放有一个造型逼真的三彩南瓜,它也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瓜果形象的唐三彩制品。
▲咸阳庆山寺地宫三彩狮子
与狮子的形象不同,三彩的骆驼则是极为写实的作品。在各地唐墓中发现的三彩骆驼中,最为著名的是两件背上负载舞乐的骆驼,都出土于西安郊区的唐墓中。一件出土于鲜于庭诲墓中,在负载的乐队中起舞的是一位男性胡人;另一件形体稍小,负载的舞蹈者是一位头梳高髻的妙龄女郎,乐工也多达七人,分别演奏的乐器是笙、箫、琵琶、箜篌、笛、排箫和拍板,出土于西安市西郊的中堡村唐墓。
▲西安中堡村唐墓三彩骆驼载女乐俑
最有意思的是驼背平台上的一队舞乐。四个乐俑分坐两侧,中间一个舞俑。这可能仍是写实的。精壮的骆驼可以负重达千磅,普通的可负重达500-1000磅。五个普通人的体重,合起来不会达到千磅的。所奏的乐当为胡乐,因为五个俑中有三个便是深目高鼻多须的胡人。所用的乐器,虽仅保留琵琶一件,但是可以推测其余三件也是胡乐系统的。
▲ 西安唐鲜于庭诲墓三彩骆驼载乐俑
左侧前面的乐俑是胡人,身穿翻领的蓝色长衣,领作黄色。左手托琵琶,右手握拳,似原来执有拨子。琵琶体部作鸭梨形,颈部蓝色,已中断,原来可能是曲颈。琵琶体部的边缘作黄色,中间白色有横贯的蓝色条纹,近下端处有结弦用的横板,涂以黄釉,并以赭黄勾出四道弦丝,可知这是波斯式的四弦曲颈琵琶,不是印度式的五弦直颈琵琶。唐时称前者为“琵琶”,后者为“五弦”或“五弦琵琶”,都用拨弹,不用手拨。
右侧前面的乐俑,貌不类胡,穿圆领浅黄色长衣 。右侧后面的一个是穿赭黄色翻领长衣的胡人。这二俑双手都放在胸前作拍击状,但是所用的乐器已失。在唐代胡乐中,鼓是占很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以两杖并击的羯鼓,唐玄宗以为是八音的领袖。王建墓中的乐伎,击鼓的达八人之多,所击的鼓计7种,其中和鼓、毛员鼓二种是拍鼓。我们这二俑都是双手伸掌作拍击状,所击的当是拍鼓一类。
▲此俑作拍鼓状，但乐器已失
在四个乐俑中间站立着的舞俑,也是胡人。身穿圆领的绿色长衣,为了舞蹈的方便,将前襟下半撩起束于腰带中。右手向前屈举,左臂后伸,左手藏在长袖中。五个舞乐俑都戴软巾,但只这个舞俑在脑后塑雕出打结下垂的两条后脚。这舞俑面部向前,正在应着音乐起舞。乐俑也都神注于演奏乐器。千余年前的舞乐,今日重现于我们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