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飞逝,契丹族又成为历史上匆匆的过客。继他们之后出现于中国北方的是女真族,他们建立的金国灭掉了北宋,把宋朝的两个皇帝俘虏回去,又把宋皇室的残余势力驱逐到中国的南方,再次形成北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内,南北两个并立的政权对峙的格局长期存在。 等到这一格局最终被打破时,出现的是这两个政权先后覆亡的共同结局。

对于女真族统治的北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许多人往往相信那些表演评书的艺人的描述:由于野蛮民族的统治,北方成为无文明的荒漠。在这里想借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存世的文物和史籍,探寻一下金国统治的北方在约1个世纪的时间里,物质文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的 。

在近年来的有关中国戏曲史的著作中,经常引述在山西省侯马市一座古墓中发现的一组绘彩杂剧砖俑,认为是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史的极为宝贵的资料。在那座墓的四壁满砌雕砖,北壁上部垂花廊上所列两朵斗拱中间,砌有一座山花向前的小戏台,台上有5个绘彩的杂剧砖俑排成一列,正在“作场”。

▲侯马金墓杂剧雕砖

中间的一个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宽袖长袍,执笏。在他右侧的一个是女性形象,头梳髻,戴冠,手持纨扇作舞蹈状。最右边的一个头上斜裹头巾,脸上用白粉抹鼻作三角状,粗八字眉,两颊抹两团墨,扮相滑稽。穿一领镶宽黑边的黄色虎皮纹衫子,长仅及膝,胸膛裸露,手腕套红色手镯,下穿红裤黑靴。右手食指和大拇指塞在嘴里吹口哨,左手抱着一根黄色大棒,塑制得姿态最为生动。

左侧的两人中靠中间的一个乌帽,穿盘领紧袖衣。最左一个戴乌帽,面部勾白眼圈和黑蝴蝶形图案,穿长衫,袒胸露腹,上有纹身花纹。手持一物。据研究,他们可能分别是《南村辍耕录》中所讲的“末泥”“引戏”“副净”“副末”和“装孤”五个角色。这些姿态生动的演剧俑,正刻画出金院本演出时的情况。

▲5个绘彩的杂剧砖俑

那座墓是董氏家族的坟墓,埋葬于金大安二年(1210年)。 除了侯马的发现,在山西省西南部的稷山县境内发掘的金代墓葬中,也有关于戏剧的资料出土。特别是在马村发现的段氏家族墓群,其时代大致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以前,较侯马董氏墓为早。在段氏家族墓中,有6座内有杂剧雕砖,雕出的除演剧的各种角色,还有伴奏的乐队。表演的演员演奏的乐器,由大鼓、腰鼓、拍板、笛篥5种所组成。

▲马村段氏家族墓中的乐队

此外,在河南省的焦作金墓中,虽未见杂剧雕砖,但嵌有许多姿态生动的伎乐人物雕砖。有吹奏乐器的,有舞蹈的还有吹口哨的,其中有的是童子形象,生动有趣。以上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金朝统治地区的一般平民地主,在文化生活方面的享受。除了文化生活方面的享受以外,更多的雕砖描述了那些平民地主平时的生活享乐。

精美华丽的仿木构建筑的雕砖墓室,自然是模拟着他们生前家宅建筑。侯马董氏诸墓,都是方形墓室,上有华美的八角形藻井,室内四壁雕砖表现出他们家居享乐的情况。以董氏墓为例,南壁墓门两侧各立一“镇宅狮子”,东西两壁是各设6扇格子门,障水板上精雕各种花卉人物的图像。

▲ 侯马董氏雕砖墓室模拟生前家宅建筑

北壁雕成堂屋三间。正中一间放有曲足花桌,上面有一盆盛开的牡丹花,桌子两旁是墓内死者夫妇的砖雕坐像。旁边两间都放置有屏风还有侍童和侍女。四壁上部又砌出垂花廊,廊上列斗拱,前面讲过的上置杂剧砖俑的戏台,即砌在北壁斗拱之间。这些雕饰繁褥华丽的墓室,炫耀着墓内死者生前的财富,同时也表明这一地区当时社会生活是处于一种稳定并且较为富裕的境况之中 。

在河北省井陉县柿庄,还曾发掘过一处古代墓地,是属于尹氏家族的9座墓葬。它们建造的年代,大致是在金代初年到金代末年,都是仿木构建筑的砖墓,有彩绘的壁画和精美的雕砖,由于年代不同,建筑形式随之有所变化。这处墓地的情况,同样表明尹氏家族当时是处在一种稳定的生活境况之中,延续于整个金王朝统治的时期。

在这里发现的一座金代早期墓的壁画中,除了表现墓内死者生前生活的宴饮等画面以外,还有在东壁上所绘的“捣练图”最令人感兴趣。画面中央有三个女子,两人分立左右以手平张布帛,另一红衫女子执熨斗在上熨帛,使人联想起传世名画中,传为宋徽宗赵佶所摹的唐代张萱所绘《捣练图》,只是这里的民间画师用笔设色都较拙陋而已。这似乎也是表明唐宋绘画传统在北方地区影响之深远。

▲河北井陉金墓壁画“捣炼图“

除了一般地主的雕砖仿木构的墓室以外,目前中华大地上还保留着好几处金代的木构建筑。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11座建筑物。整体来说,金代的殿堂建筑发展了辽代已开始的减柱、移柱做法,因而使梁架的布置比辽代建筑更为灵活。

同时金代的工匠还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些宝贵的文化遗产,那是一些石桥,除了在河北、山西两省的一些敞肩石券桥以外,还有一座极为著名的石桥,就是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建造的卢沟桥。用11孔连续的半圆拱构成,长达266.5米,宽93米。后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的书里,曾赞美过这一雄伟美丽的大石桥。

▲卢沟桥

卢沟桥两旁的石栏杆望柱上,雕出许多形态各异的石狮子。由于望柱多达281根,每根望柱上所刻大小狮子数目又不同,形成既统一又富有变化的装饰效果。而且令人经过时一时难以数清,所以北京人流传一句歇后语就是“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数不清”,甚至流传着一些诱人的神奇传说。后来在1961年勘査时,采用编号清点的办法,终于数清,计有485只大小狮子。不过由于后代多次修补,目前保留下的金代原刻的数量已经不多了。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

此外,金代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面,还可举出医学的发展为例。在这一时期的医学理论有较大的发展,产生了中国医学史上的“金元四大家”。他们的总出发点都是中国传统的《内经》医学体系,但又各从不同侧面予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四大医学学派。

第一位是金代河北河间的刘完素(1110—1200),他的医学理论被后人称为“寒凉派”。第二位是金代河南考城人张从正(1156-1228),被后人称为“攻下派”。第三位是李杲(1808-2151),金代河北真定人,被称为“补土派”。第四位是刘完素的三传弟子,元代的朱震亨(1281—-1358年),他进一步发挥刘的火热学说,又结合另外两家的学说,主张以补阴为主,故后人称为“养阴派”。

女真族和契丹族一样,也参照汉字创出自己的文字,不同的是女真族创制文字时,还参照了契丹族创制的契丹字。据文献记载,曾有“女真大字”与“女真小字”两种,但目前传世的只见到一种,见于碑、摩崖等石刻中,经专家释读研究,已编写出《女真文辞典》。

▲女真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