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建立，王国兴盛---安阳殷墟遗址

作为甲骨文的发现地,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也是中国考古发掘时间最长、次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古代都域遗址。在诸多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关键遗址中,“殷墟上承四方汇集文明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是中华文明进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

殷墟考古发掘至今已经90多年,陆续发现殷墟宗庙宫殿区居址区、王陵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等重要遗迹,以及与之毗邻的商代中期都城洹北商城,出土了大量甲骨文、青铜器、陶器、玉石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基本廓清了殷墟的分布范围与结构布局,构建起殷墟文化分期编年体系,为探索早商乃至夏代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基础。

2018年至2020年,探源工程的考古工作者对殷墟宫殿区进行了大面积勘探与试掘,目前已确认新发现一处大型池苑遗迹面积达6万平方米以上,最深达16米。东侧的宫殿建筑有水沟与之相通,北部则通过水道连通穿城而过的洹河,带来满池活水。另外,在池苑中央,还发现一处“核心岛”;在甲组基址北侧发现东西向长达105米的夯土墙,东至洹河西岸,西至池苑,基槽宽2米,深0.5—-.8米,基槽内发现有黄组刻辞甲骨。

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考古队也重启了王陵区的考古勘探 。目前发现并确认了王陵东西两区外围,各环绕一条宽度超过10米的围沟,最深达3.5米。另外,在密布祭祀坑的王陵东区,又探测出460多座新祭祀坑。 两个围沟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 王陵围沟的发现刷新了对商代陵园布局的认知,极大推动了对商代陵园制度的研究。

另外,这些年还有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殷墟内部的道路系统不断被揭示出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南约1公里处,发现两条直通宫殿区的南北向道路,洹河北岸发掘出宽达15米的大型道路,道路之上有清晰的车辙碾压痕迹,刘家庄北地道路两侧还曾发现大量祭祀坑。多条道路已初步构成道路网,道路两侧是分布密集的居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

殷墟也是目前所知古代都城内发现铸铜作坊最多、规模最大的遗址。以公众熟知的后母戊大方鼎、青铜牛尊等为代表的大量青铜礼器,表明当时青铜冶铸水平已高度发达。自2015年始,历时8年,考古队员们对位于洹北商城郭城北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勘探与发掘调查、勘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据约50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与铸铜、制骨、制陶生产相关的遗迹与遗物,作坊区面积不小于8万平方米。大量的生活遗存及成排分布随葬有铸铜工具的墓葬,充分表明作坊区是集生活、生产、墓地等于一体即所谓的“居葬合”的族邑布局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独特的“纹饰范嵌范”铸铜技术、“剥片式取料制骨技术、“熟土区夯筑”陶窑技术充分显示出商代中期手工业创新求变的理念。洹北商城手工业考古发现、发掘极大地填补了商代中期手工业考古的空白,对研究洹北商城都邑布局同样至关重要。

总之,考古让甲骨文中记载的“大邑商”面貌愈发清晰。1928年开始、前后历时十年的殷墟早期发掘,围绕安阳小屯在不同地点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可以说,这是中国对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主动接受和有计划、有组织实施,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殷墟对世界考古学史也有深远影响。殷墟早期考古发掘发现了王陵宫殿以及跟甲骨文同时出土的大量青铜器 ,受到全世界的关注,90多年来,殷墟都是国际考古学界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殷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和基石。 殷墟被证明是商王朝后期都邑,使之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已知点”。有了这个“已知点”,则商王朝早期、由此上溯的夏王朝以及知之甚少的史前中国,都可以由此出发来研究.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中华大地不同文明彼此间互相影响、交流、借鉴,青铜器便是力证之一。 大家熟悉的三星堆文明就与中原殷商文明关系密切。比如,三星堆青铜器上的云纹、夔龙纹等,都是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饰。同时,殷墟也有来自四面八方的青铜器、陶器、硬陶、原始瓷,以及青铜原料、货币、龟甲等珍稀资源。可见,殷商时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就已经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