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华--100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年代：清道光十五年（1835） 规格：通长276厘米，内膛径16厘米，外膛径50厘米 收藏单位：鸦片战争博物馆

19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从中获取了惊人的暴利。清政府曾屡次颁布禁止鸦片令，但效果甚微。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收缴来的全部鸦片。“虎门销烟”触动了英国的利益，1840年4月，英国舰船到达中国广东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这门饱经沧桑的虎门大炮，见证了中国各民族联合起来，反抗英国侵略的自觉意识。

年代：1841年 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虎门防线全线失守后，英军溯珠江而上直逼广州，炮击广州城。1.8万多名清军尽退城内，秩序大乱，竖起白旗向英军求和。此后，广州知府与英国代表签订了休战协议，即《广州和约》。但《广州和约》墨迹未干，英军就不断窜扰广州西北郊三元里及等地。1841年5月29日，小股英军窜到三元里抢掠，激起乡民强烈反抗，打死了英军数名。为防英军报复，乡民以三星旗为令旗，组成一支武装力量，拉开了民间武力反抗侵略者的序幕。

年代：清末 收藏单位：西藏博物馆

1888年3月和1903年10月，英国两次侵藏取得胜利，然而，英国将西藏变为其殖民地的阴谋却未能得逞，最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这是一件19世纪末西藏军民英勇团结抗击英军侵略的珍贵见证物。它见证了西藏人民捍卫统一多民族国家领土完整民族自觉行为；见证了在外来侵略者面前，各民族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被唤醒的历史时刻；见证了坚守统一的中华民族开始由数千年的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转变的历史进程。

年代：民国 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近代中国，步履蹒跚地迎接着众多严峻挑战。其中，如何选择一条道路，去完成由古代大一统帝制国家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的转型，是最严峻、最紧迫的一道题目。这是因为，这个题目关系着中华文明是否还能在控延续其悠久辉煌的传统，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形象和姿态。这面“五族共和”旗，是中华民国建国之初的法定国旗。旗面五色横条象征着“五族共和”理念，承载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在探求多民族国家建构之路上所做出的政治抉择。

年代：1938年 收藏单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态势中，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存亡危机。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这件毛泽东手迹，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珍贵历史见证；也是抗日战争深刻唤醒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熔铸出一个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见证。

年代：民国 规格：长65.7厘米 收藏单位：河北博物院

全面抗战爆发后，马本斋果断地有家乡组织回民抗日义勇队，后改编为回民支队，他担任司令员。他率领回民支队驰骋在冀中平原，英勇善战，威名远扬。抗日战争时期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指挥刀是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它见证了被毛泽东赞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所进行过的870余次大小战斗和歼敌3.6万余人的赫赫战功，见证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勃发，凝聚成一个牢固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

年代：1949年 规格：长460厘米，宽338厘米 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升起的第一面国旗，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神圣时刻—这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也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长方形，红色象征革命，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星用黄色，象征红色大地上呈现光明。

年代：1951年 规格：碑高142厘米，宽65厘米，厚12厘米 现存地点：云南省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普洱民族团结园

1950年12月26日，“民族团结剽牛盟誓“在云南普洱红场举行，来自15个县的各民族支系代表，按照云南少数民族古老的盟誓传统，剽牛、歃血、喝”咒水“。被誉为“新中国民族团结第一碑“的民族团结誓词碑，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见证，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扫除历史遗留的民族压迫，完成有史以来最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和实现各族人民大团结局面的见证。

年代：元; 规格：高16.3厘米，直径11.3厘米，缘厚0.6厘米，重725克;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 收藏单位：科尔沁右翼中旗博物馆

在元朝文物中，符牌独具特色—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用途之广、影响之大，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景观，形成了元朝特有的一种历史文化遗产。这枚刻有五种文字的铜牌，蕴含的历史信息格外丰富。它不仅见证了元朝管理辽阔疆域的独特方式，也生动地体现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盛况，还让我们真切地看到：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不仅推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而且将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推向巩固。

年代：元; 规格：直径17.2厘米，厚0.7厘米; 出土地点：江苏省扬州市元代旧城; 收藏单位：扬州博物馆

元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方行政管理做出了一个创造性的制度贡献，这就是行省制。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能通过什么文物来观照？又一枚元代夜行铜牌，出现在我们面前。“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夜行铜牌”，牌面为圆形，正面竖铸汉字，背面有波斯文和八思巴文各一行。这枚出土于江苏扬州的铜牌，是元朝扬州宣慰使都司都元帅府的公务员在夜间执行紧急公务时所持的通行证，它见证了元朝在辽阔疆域里的正令传递情景。

年代：元至元三十年（1293）; 规格：高7.4厘米，印面边长6.2厘米; 出土地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遮镇; 收藏单位：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

今天的勐往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的一个乡，它静伏于澜沧江畔，与繁华喧闹的普洱市和景洪市隔江相望。1958年，在邻近勐往乡的勐遮镇出土了一枚斑驳嶙峋的正方形铜印，上面清晰的“勐往甸军民官印”字样揭示了一个史实：如今平凡而安静的勐往乡，七百多年前曾是土司官衙所在地。这枚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颁发给西双版纳勐往土司的官印，是延续了七百多年的土司制度作为大一统王朝管理民族事务的见证。

年代：元; 规格：长45.5厘米，宽7.3厘米; 收藏单位：西藏博物馆

元朝统一中国本土的过程，主要以战争方式推进。蒙古大军占据了北方的广大疆域后，为统一西藏，凉州王阔端陈兵卫藏边境，战争一触即发。然而这一次，阔端却选择了和平方略。公元1247年，被誉为“雪域三大文殊化身”之一的萨迦班智达与成吉思汗之孙阔端举行了“凉州会谈”，他用一封《萨班至乌思藏蕃人书》，化解了战争与杀戮，为西藏带来了和平。这封书函，成为西藏地区正式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行政体系的珍贵历史见证。

年代：元; 规格：长29厘米，宽21厘米; 收藏单位：西藏博物馆

刘秉忠是忽必烈最信任的汉人军师，正是这样政治家，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建议：废除历朝历代以铜币为主的货币制度，发行纸币作为元朝的主体货币。此后，将纸钞作为法定货币，采用纯纸钞流通体制，为后世开创以银为后备金的纸钞发行制。这枚八百多年前的“中统元宝交钞”，实证了中华民族由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引领重新回到大一统道路后，所成就的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重要创举，中国亦因此创举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使用纸币的国家。

年代：元; 规格：碑宽86厘米，碑高227厘米; 收藏单位：曲阜孔庙

这块至今仍竖立于曲阜孔庙的《皇妹大长公主祭孔庙碑》，见证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女祥哥刺吉公主获得中国历史上“女性祭孔第一人”称号的史实。这位深深服膺于儒家文化、心驰于中华传统艺术的蒙古公主，还曾获得过“中国古代第一女收藏家”的美誉。她所举办的“天庆寺雅集”名垂后世，作为一个鲜活的历史情景，显示出元朝作为少数民族所缔造的朝代，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所发挥的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年代：元; 规格：高28厘米，腹径32厘米; 收藏单位：山西博物院

元青花瓷器因存世量极少而珍贵。2005年，世界著名艺术品拍卖行佳士得拍卖的元青花“鬼谷出山故事纹大罐”，以2，3亿元的高价创下了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记录，引起了收藏界、文博界的巨大轰动。山西博物院收藏的这件青花缠枝牡丹纹罐，造型浑厚敦实，色泽浓艳深沉；器身绘精美的海水、缠枝石榴、缠枝牡丹和莲瓣纹；主题花纹为不同视角的怒放的牡丹。整体兼具中国本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特点，是难得的元青花精品。

年代：元; 规格：袍长126厘米，两袖通长210厘米，下摆宽120厘米; 收藏单位：中国民族博物馆

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就在这一年，17岁的马可波罗开始了在中国十多年的游历，并写下了《马可波罗游记》。这一件用金线与蚕丝交织而成的织金锦袍，正是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描绘的蒙古族喜爱异常的“纳石失”---这种集中西文化于一体的代表性物质文化，印刻了超大地域大一统国家推动的多元文化交融景象，见证了一个中西文化直接对话的时代，以及因为前所未有的世界性文化交流所开启的全新的世界历史进程。

年代：明永乐五年（1407）; 规格：通高8.3厘米，边长12.8厘米，厚3.5厘米; 收藏单位：西藏博物馆

这枚“如来大宝法王之印”玉印，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五年（1407）年颁发给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噶玛巴却贝桑布的印玺，印文为九叠体篆书“如来大宝法王之印”。此印是明朝对西藏行使有效主权统辖的重要文物见证。明朝对西藏采取了“众建多封、贡市羁縻”等明智而理性的管理策略，顺乎时局，因势利导，使西藏地区一直倾心内附，汉藏关系吉祥和睦，西藏与祖国内地的交往和联系进一步密切。

年代：明万历二十年（1592）; 规格：全文共665字; 收藏单位：青海省博物馆

中原王朝和西北游牧民族之间大规模、有组织的茶马贸易起始于唐朝，在宋代趋于成熟，到明朝时臻于繁盛。这则发布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茶马互市布告》，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向藏民昭示了政府的茶马互市政策。它见证了茶和马作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媒介，如何扭结成一种坚韧的经济联系，构筑出多民族牢不可破的互补依存关系。布告首先强调了藏民“以茶为命”，因此大明皇帝“以茶易马”，是全其生命之举。

年代：清乾隆; 规格：纵221.2厘米，横419.6厘米; 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

乾隆生于公元1711年，正是康熙皇帝为避暑山庄命名的那一年。这就像 一个奇妙的缘分，避暑山庄后来成为乾隆皇帝整合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舞台。公元1754年，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连续五天宴请蒙古杜尔伯特部的三位首领，这一幕因郎世宁等宫廷画家绘制的《万树园赐宴图》而永远地留存了下来。它见证了清朝统治者以避暑山庄为舞台，以园林、寺庙、楼台、蒙古包为道具，所上演的维护多民族国家团结统一的历史大剧。

年代：清康熙 规格：长248厘米，口径11厘米，重1137千克 收藏单位：黑龙江省博物馆

沙俄愿为欧洲国家，不与中国接壤。从16世纪沙皇伊凡四世开始，沙俄向西伯利亚扩张殖民，完成了向太平洋推进的探险；又进抵贝加尔湖，侵入清朝管辖的黑龙江流域，从而引发了中国边境民族的反抗。这门在雅克萨自卫反击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是清朝抗击外来侵略取得胜利，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得以巩固的重要历史见证；同时，它还间接地反映了清朝逐步萌生近代主要国家意识的重要历程。

年代：清乾隆; 规格：纵41厘米，横808厘米; 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

在群星闪耀的乾隆朝宫廷画师中，钱维城是很特殊的一位。钱维城26岁就高中状元，官至刑部侍郎，但他却热衷于绘画，终成画苑领袖。钱维城留下了众多画作，但显然，这幅《平定准噶尔图卷》是最具历史意义的作品。图卷长达8米，呈现了“战争场面”“献俘仪式”“凯旋庆功”三个主题，定格了清朝为维护西北边疆安定统一而持续投入的一场近七十年的反分裂斗争并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场景，使人荡气回肠。

年代：清乾隆; 规格：金瓶高34厘米; 收藏单位：西藏博物馆

清朝建立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一步步稳固和加强，特别是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该章程被视为清朝治藏的“基本法”，其第一条就明确了“活佛转世需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用于甄选活佛转世灵童的金苯巴瓶，是“金瓶掣签”制度以维护西藏稳定、巩固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金瓶掣签”既增强了活佛转世制度的透明性和公正性，被佛教界、上层贵族世家和信教群众广泛接受，又加强了西藏的稳定，意义深远。

年代：清; 收藏单位：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这一辉煌功绩闪耀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郑成功于康熙元年五月猝然病逝，其子郑经孤守一隅，不愿顺应清朝的大一统步伐。康熙二十年，郑经去世，其子郑克爽嗣立，同样不愿归顺清朝。两年后，康熙命施琅进军澎湖，澎湖被攻克后，郑氏王朝自知无力抵抗清军，决定接受招抚。“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官印是清朝收复台湾，采用“福建台湾制”在台湾建省，着意强化台湾与大陆血脉联系的文物见证。

年代：清乾隆; 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

1630年，骁勇善战的土尔扈特人作为历代蒙古大汗的亲卫，足迹曾踏遍欧亚大陆。1630年，土尔扈特部建立了土尔扈特汗国。1640年，蒙古王公会议召开，土尔扈特汗国也参加了会议，会议颁布了《蒙古卫拉特法典》，作为蒙古各部共同遵守的典章制度；会议确立藏传佛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并明确蒙古各部对清朝的归顺关系。这把由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进献给乾隆皇帝的祖传腰刀，见证了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悲壮史实。

年代：清乾隆; 规格：版框高20.6厘米，宽14.9厘米; 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

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指示军机处组织编绘《皇清职贡图》。所谓“职贡”，是指我国古代藩属地区或外围对于中央王朝的贡纳制度；职贡图，是为描绘和记录这种贡纳关系而绘制的大型图画。 《皇清职贡图》，是中国历史上图幅最多、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的职贡图，堪称历代官修贡图的集大成者。它通过展示不同地域的人集合为一个共同体的生动图景，构建出边疆与内地同为一家的大一统中华观，表达出“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意识。

年代：清; 规格：画心高21.4厘米，宽26.7厘米; 收藏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乾隆皇帝倡导绘制职贡图，在这一风气带动下，西南边疆地区官吏都争相延请画师绘制辖区内的风物图景，一时间便出现了众多绘本，如 《全苗图》《黔苗图说》等，包含着贵州及其周边地区的苗、彝、布依、壮、侗、仡佬等支系繁多的群体，这些人群被统称为“百苗”，因此这些图录被后世统称为《百苗图》。《百苗图》展现了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后西南民族地区的民俗风情，呈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进一步巩固时期的地方人文图景。

年代：清乾隆; 规格：单册高31.5厘米，宽20厘米; 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盛世修典，这一情景两度出现于康乾盛世。康熙四十年（1701），康熙帝命皇三子胤祉编纂一部古今文献汇编，最终完成《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完成后仅四十多年，乾隆皇帝便决定开启另一项更为宏伟的经典集结工程。近二十年后，《四库全书》终于编纂和缮写完成。《四库全书》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其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完整知识体系。

年代：清; 规格：两袖通长154厘米，衣长149厘米，下摆宽116厘米; 收藏单位：中国民族博物馆

旗袍因能衬托东方女性的身材和气质，彰显温婉、含蓄的体态和曲线，所以成为东方古典美的典型形象。许多研究者认为，旗袍来自满族旗女的袍服。这件浅蓝缂丝玉兰蝶纹女衬衣，正是清代满族女性袍服的典型形制。它采用了江南珍贵的缂丝工艺，并以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纹饰---玉兰、蝴蝶图案缂绘全身，同时融合了刺绣、镶边、一字疙瘩扣等多种传统工艺，明艳而灵动，婀娜而斑斓，精致而华贵，是民国改良旗袍前的典型代表。

年代：西魏; 规格：高4.5厘米，宽4.35厘米; 出土地点：陕西省旬阳县; 收藏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这枚拥有8棱26面，包含18个正方形印面和8个三角形印面的组印，其主人是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的独孤信。这位鲜卑贵族不仅自身有着传奇辉煌的经历，还以其三个女儿的姻亲关系成为隋唐皇室胡汉融合的推动者。1981年，这枚印信被一名中学生发现于陕西省旬阳县的河滩地中。此后，它又在文化馆内默默无闻地沉睡了十年，才被专家慧眼识珠，进行了鉴定和研究。从此，它的故事才逐渐清晰起来。

年代：隋开皇十二年（592）; 规格：高96厘米，宽100厘米，厚12.5厘米; 出土地点：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南; 收藏单位：山西博物院

山西是中国文物大省，考古学家在这里常有惊人的发现。然而，1999年在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南的考古成果，却以另一种方式震惊了中外。这座融合了栗特、波斯、中原风格的虞弘墓，出现了如此典型、完整的波斯和中亚人物、乐舞图像资料，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反映中亚古国和东西方文化交流最集中、最丰富、最珍贵的墓葬，是北朝至隋唐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有力的见证，充分说明了隋唐政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

年代：唐; 规格：长约2米，宽约1.7米; 出土地点：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唐太宗昭陵; 收藏单位：西安碑林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这也许是中国古代最独特的六匹马—它们不仅留下了自己的形象，而且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拳毛䯄、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将生前爱马刻于墓前是突厥人的风俗习惯。公元7世纪，唐太宗在营建昭陵时，决定把自己曾经骑乘的六匹战马雕刻在青石之上，放在陵墓旁一条专门用于记载帝王丰功伟绩的长廊之中。并以突厥语或突厥官名命名自己心爱的六匹坐骑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中华观：“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年代：唐; 规格：高13.5厘米; 收藏单位：甘肃省山丹县博物馆

唐朝迎来了中国舞蹈史上的黄金时代，胡腾舞作为在唐代盛行一时的舞蹈，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在表现形式、表演内容、艺术技巧和表演风格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件胡腾舞俑仿佛让我们跨越千年，看到了它背后百川入海、宏伟开阔的大唐气象。出生于新西兰的国际友人艾黎，于1982年决定把自己平生收藏的3700多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他工作和生活过的“第二故乡”---山丹县，其中，便有这件鎏金铜胡腾舞俑。

年代：唐; 规格：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 出土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 收藏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代，繁华的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城市和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城市。商贾们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等源源不断地运向西方，西方各国的物产也大量输入长安。丝绸之路因此在唐代迎来了继汉化以来的又一个顶峰。这件被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镇馆之宝”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是考古发现的唯一的唐代俏色玉雕，其典型的“来通”造型，以及产自西域的缠丝玛瑙材质，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在唐朝迎来黄金时代的珍贵见证物。

年代：原碑为唐代，宋代复建; 规格：碑高231厘米，宽129厘米; 现存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

史载，柳宗元去世后，柳州百姓为其修建罗池庙，韩愈撰写悼文《柳州罗池庙碑》，碑文后附有《迎享送神诗》。随后，唐代著名书法家沈传师将诗文用小楷刻写于石碑之上，立于庙中。可惜此碑在宋代被盗。北宋年间，苏轼被贬广东，途经柳州，应邀书写了碑文后面的《迎享送神诗》。南宋嘉定十年（1217），苏轼所书被刻于碑上，立于罗池庙中。至此，这块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韩文、柳事、苏书”的“三绝碑”就诞生了。

年代：唐; 规格：俑高36-38厘米，长36厘米，宽12厘米; 出土地点：甘肃省泰安县叶家堡; 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这组具有典型盛唐风格的三彩骑马俑，女骑俑头绾高髻，身穿窄袖圆领或“V”领紧身衣；男骑俑头戴软幞头，身着圆领窄袖紧身衣。其中一俑深目高鼻，长着旋颊及耳的大胡须，身穿翻领胡式大衣，足着长靴，为典型的胡人形象。这一组胡汉混杂的唐三彩骑马俑群像，是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骑马俑的代表作。三彩骑俑队列，以群像的形式真实反映了盛唐时期人口构成多元性以及民族融合潮流下的人口大繁荣盛况。

年代：元; 规格：纵36厘米，横774厘米; 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

246人，180匹马和4头骆驼，人马虽盈寸方，但神情毕肖，尽见风采---长达八米的白描纸本《便桥会盟图》是绘制人马最多的元代传世名作。公元626年，乐突厥颉利可汗率大军南下，兵锋直指长安城。危难之际，李世民只身率房玄龄等六骑，赴渭水便桥，隔河严正斥责颉利可汗毁约之不义，后双方在便桥斩白马结盟，颉利可汗退兵。元代画家陈及之根据这一史实绘制了《便桥会盟图》，反映了唐朝是如何妥善处理与突厥关系的。

年代：唐; 规格：印面边长5.7厘米，通高4厘米; 出土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遗址; 收藏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73年，蒋其祥先生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故城进行文物调查时，获得了一枚铜印，经专家鉴定，这枚铜印为新疆首次发现的唐代官印，而且是与唐代实施羁縻府州制度高度吻合的实物。这枚铜印为正方形，桥形纽，印文为篆书“蒲类州之印”。专家们认为，“蒲类州之印”很可能就是显庆四年唐朝政府为刚建立的府州颁发的印契。从地理位置上看，由于蒲类州与北庭故城距离较近，此枚铜印有可能是因为战乱，遗落于北庭故城。

年代：唐; 规格：边长5.3厘米，通高4.3厘米; 出土地点：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 收藏单位：黑龙江省博物馆

这枚国内现存唯一的一方渤海国官印，为青铜质，铜片镶成，呈长方形，印文为汉字篆书“天门军之印”。与唐朝官印形制一样，“天门军“是渤海国中类似唐朝中央禁军的军事组织，”天门军之印“出土自渤海国上京皇城内，可作为研究天门军这一军事组织的重要线索，也是渤海国使用汉字的重要例证。这枚印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朝在渤海国册封属国的史实，以及渤海国与唐朝之间”车书本一家“的友好关系。

年代：五代十国; 现存地点：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409窟

回纥曾经与唐朝中央政权之间形成一种罕见的亲密信任关系。为了反抗突厥汗国的统治，回纥曾与唐朝军队有力配合，在唐朝对东突厥汗国和后突厥汗国的灭国之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回鹘西迁高昌后，遂皈依佛教，并在敦煌创造了精美的壁画遗产。回鹘人后来成为今天维吾尔族的先民。寻踪神奇的回鹘人，敦煌莫高窟的许多回鹘供养人壁画，让我们仍能清晰地看见他们的形象，并提供了从回纥到回鹘的历史图景。

年代：五代十国; 规格：画像高2.82米，宽1米余; 现存地点：甘肃省敦煌市莫高窟千佛洞

于阗国，一个信仰佛教的古老西域王国，从公元前232年一直延续到公元1006年，也就是从中原的战国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宋时代，国祚长达1238年。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于阗王李圣天礼佛壁画，见证了于阗国对大唐王朝的尊奉和认同。画面上，于阗国王李圣天与王后头戴王冠，一身宽衣博带、雍容华贵的装束几乎与中原人无别。壁画题记“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这里的”大朝“，正是于阗国王对唐朝的尊称。

年代：唐大历元年（766）; 规格：高397厘米，宽227厘米，厚58厘米; 现存地点：云南省大理市南诏太和城遗址

唐朝初年，分布在云南洱海地区的乌蛮和白蛮等众族群经过相互兼并，最后形成了六个大的联盟，称为“六诏“。其中，蒙舍诏居于其他五诏之南，故称”南诏“。被誉为“云南第一碑“的南诏德化碑是”唐代滇文之杰作“。这篇40行、3800余字的碑文，文辞典雅畅达，陈说慷慨激昂，不仅为南诏统治者志功颂德，也把不得已背叛唐朝的苦衷娓娓道出。作为一个边疆政权，南诏对中央王朝的复杂情感，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都是十分特殊的。

年代：唐贞观; 规格：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 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

唐贞观十五年（641），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禄东赞来到长安向唐太宗请求和亲。这一历史情景被著名画家阎立本描绘出来，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画面中，唐太宗面目俊朗，目光深邃，蔼然可亲，展现出盛唐明君的风范与威仪；禄东赞诚挚谦恭、持重有礼……唐蕃和亲，增进了汉藏友好，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年代：辽; 规格：长20.5厘米，宽17.2厘米，厚0.05厘米，重184克;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斯布格图村陈国公主墓; 收藏地点：内蒙古博物院

轰轰烈烈两百多年后，契丹的血脉都到哪里去了？1986年，在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水库的建设工地上，发现了一座规格仅次于帝陵的辽代墓葬。根据墓志铭，这是辽代陈国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墓。墓室开启，只见陈国公主和驸马全身穿着银丝网衣，头戴金冠，面覆金面具，脚穿鎏金银靴，并系有腰带。就是这只依照陈国公主生前形象捶制而成的金覆面，让后世有了可以遥想契丹人形象的依据，他们的面孔和形象值得后人品味。

年代：辽; 规格：高2厘米，口径25.5厘米; 收藏单位：中国民族博物馆

契丹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可以从他们留给历史的一项遗产—辽代陶瓷看出。契丹人继承唐三彩传统而制造的独具特色的辽三彩，用黄、绿、褐三色釉烧制，成为辽代陶瓷的重要品种。辽代陶瓷不仅在丰富多彩的中华瓷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也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陶瓷文化传承发展链条中的一环。辽三彩映照出古代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另一种场景，而契丹也用自身历史展现了“华夷一家”的历史大融合进程和走向。

年代：辽; 规格：长23厘米，直径2厘米;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斯布格图村陈国公主墓; 收藏单位：中国民族博物馆

这件十分罕见的辽代鎏金双凤纹玛瑙柄刺鹅锥，见证了契丹统治者出于其游牧文化习俗而实行“四时捺钵”的独特历史，闪耀着辽朝秉承“因俗而治”的政治理念而制造一系列特色治理形式的智慧光辉，让我们回头去重温契丹这个古代民族对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创造性贡献。“捺钵”是契丹语“行宫、行帐、行营”的音译，后来引申为帝王在一年之中所从事的与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射猎活动。“四时捺钵”是辽朝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年代：金; 规格：重约2.1千克，高19.6厘米; 出土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遗址; 收藏单位：黑龙江省博物馆

1965年的一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皇城古墙遗址边，一尊铜坐龙从剥落的青砖中显露出来。这是考古学家从未见过的龙形文物。因铜坐龙的出土地点东距金上都宫殿遗址不足四百米，西距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陵约五百米，考古工作者初步确定它是金代文物。这尊铜坐龙，集合了龙、麒麟、狮、犬的特点，以独具特色的踞坐式姿态，显示出八百多年前的女真人用自己的文化思维，对中华龙文化所进行的一次独特创造。

年代：金; 规格：高19.6百米，重2.1千克; 出土地点：北京市房山区金陵遗址; 收藏单位：首都博物馆

公元1153年4月21日，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乘坐豪华铜坐龙大辇，带领皇室成员从上京出发到燕京新都。进入燕京后，“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这是北京作为国都的起点。这尊铜坐龙出土于北京房山金陵遗址，见证了女真从上京迁都燕京、北京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与此同时，从上京铜坐龙到中都铜坐龙的形象变化，也反映了来到中原的女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吸收。

年代：金; 规格：袍长142厘米，领高5.6厘米，袖口宽21厘米; 出土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巨源镇城子村遗址; 收藏单位：黑龙江省博物馆

黑龙江阿城---金源故都，有一座金代齐国王墓，墓主人为完颜晏，金景祖之孙，也是金太祖完颜骨打的堂弟，生前为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事齐国王，“级别”仅次于皇帝。他死后埋葬的习俗与女真葬俗大不相同，有棺有椁，呈现出浓重的中原习俗风尚。齐国王墓出土了33件丝织物，可谓“北方马王堆”。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典型文化标志的“左祍”与作为中原文化代表性纹饰的“云鹤纹”交织于一衣，这件锦袍承载着女真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

年代：西夏; 规格：全页版框高30.5厘米，宽38.8厘米; 出土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 收藏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1991年，位于贺兰山腹地的拜寺沟方塔出土了西夏文佛经九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就是其中之一。在研究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这本佛经具有明显的活字版印本特征。这个判断非同小可—在传统观点中，木活字是元代的王祯首创或发明的，而这本佛经的印行时期早于王祯一个多世纪。此后，专家小组进行了周密的鉴定，最终得出结论：《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不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年代：后赵; 规格：宽58厘米，高62.2厘米，厚8.8-10厘米; 出土地点：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邺城遗址; 收藏单位：邺城考古队

这件用近于隶楷的优美汉字书写着“大赵万岁”的瓦当，出自五胡之一的羯人所建立的后赵国城邑，它见证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羯人入华所经历的纷争与动荡，以及胡汉血缘交融的历史场景，映射出后赵政权自觉融入中华历史序列的民族记忆。羯人先民被认为是匈奴别部，跟随匈奴入塞，主要分布在山西、河北、陕西、甘肃一带，羯人在其领袖石勒的带领下，不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族群，而且还成为中原地区的“国人”—建立了后赵的羯人。

年代：西晋; 规格：长2.3厘米，宽2.3厘米，高2.25厘米;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市凉城县小坝子滩村; 收藏单位：内蒙古博物院

三国时代，曹操在击败乌桓军队后，特别组建了以乌桓人为主的“天下名骑”征战四方。三国之后，乌桓群体却了无痕迹。一枚“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是乌桓留给历史的一个信物。这枚用纯金制成的印玺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坝子滩村，印玺呈扁方体，印上方为蹲踞式骆驼纽，正面印文阴刻篆书“晋乌丸归义侯”。它虽然印迹斑驳，却诉说着一个英勇善战的古代民族兴起与消失的故事。

年代：北朝; 规格：高16.2厘米，重约70克;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镇; 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在博物馆追寻慕容鲜卑的遗迹，最让人心动的莫过于一件比一件精美的金步摇，它们珠玉点缀、玲珑有致。步摇原是两汉时期汉族妇女的头饰，因其随着人的步伐而颤动撞击，一步一摇，给人以视觉和听觉的美感，故名“步摇”。这件精美绝伦的金步摇，让我们想起那个有趣的历史传闻：大名鼎鼎的慕容鲜卑，因喜爱中原汉朝的步摇，而将步摇变为自身的民族特征，并进而由“步摇”之谐音得名为“慕容”。

年代：西魏、北周; 出土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吐谷浑公主夫妇合葬墓; 收藏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吐谷浑最初是慕容鲜卑的一支，是慕容廆的庶长兄，后率众出走向西迁徙。队伍穿过了今天辽宁、内蒙古东中部，在河套平原驻扎下来。在这里生活二十多年后，又再次西迁，最终抵达了羌人居住的甘肃、青海一带。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间，两兄弟及其后代都名扬天下，吐谷浑的后代更是强盛延绵几百年。吐谷浑公主夫妇合葬墓发现于2015年，这通记载着吐谷浑、鲜卑、柔然三个政权间政治联姻关系的墓志铭，把北朝部族鲜活呈现出来。

年代：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族嘎仙洞遗址; 现存地点：嘎仙洞遗址

《魏书》中记载，公元443年，完成了统一北方大业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为纪念自己的祖先、显其国威，派遣官员长途跋涉到大兴安岭深处的鲜卑山，在传说中祖先曾居住过的山洞石室里祭祀祝祷，并刻石纪念。这块石碑承载了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的莽莽山林中走出，继而尽占匈奴故地，在南北朝时期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又最终悄然融进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故事。此后，这块石碑只留在文献记载中，始终未见踪迹。

年代：北魏; 规格：高18.4厘米; 出土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北魏杨机墓; 收藏单位：洛阳博物馆

南朝梁武帝萧衍派遣使者陈庆到北魏都城洛阳，陈庆本以为一旦渡过长江，便会看到在“夷狄”统治下的北方大地，应为一片文化“荒土”。当他见到洛阳一片“礼仪富盛”的景象时，不由赞叹：“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陈庆在洛阳看到的“衣冠士族”，从这件彩绘站立女俑，或许可见一斑。其上敛下丰的襦裙式着装，兼容了胡服的灵活方便与汉装的儒雅宽博，正是北魏孝文帝在鲜卑人中推行“改易汉俗”场景的再现。

年代：北魏文成帝时期; 规格：主佛高13.7米; 现存地点：山西省大同市

云冈石窟与敦煌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中国四大石窟，东西绵延约一公里，佛龛1100多个，造像5.9万余尊，雕刻面积达1.8万平方米，层见叠出的雕像既气魄宏大，又精致细腻，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云冈石窟第20窟是著名的“昙曜五窟”之一，其主像双腿呈跏趺坐，双手结禅定印，比例匀称，造型简洁，是北魏拓跋鲜卑大兴佛教的直接体现，也是佛教自此开始走向中国化的体现。

年代：北燕太平七年（415） 规格：高23厘米; 出土地点：辽宁省北票市冯素弗墓; 收藏单位：辽宁省博物馆

马镫，是指垂悬于马腹两侧供骑马者踏脚的马具，兼备上马和保持身体在马上的稳定、平衡功能。马镫的发明，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一项重要贡献。中国考古发现的马镫实物，有河南安阳晋墓出土的单马镫，以及辽宁朝阳东晋墓出土的双马镫。这副出土于辽宁北票冯素弗墓，年代为公元415年的铜鎏金木芯马镫，由桑木条揉成木芯，外覆盖有鎏金铜片，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有绝对年代可考的马镫，它是马镫起源于中国的又一重要物证。

年代：唐刻宋拓本; 规格：版心高25.1厘米，版心宽9.7厘米; 收藏单位：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在汉字书法中，楷书被称为“正书”，又称“真书”，因为“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后统称为“楷书”。楷书的鼻祖是钟繇，其笔法清劲、结体高古、书风纯朴。五胡入华，晋室南迁。在历史的大动荡之中，中华文明依然生生不息。在南迁士大夫手中，汉字楷书发展到完善的境地，汉字书法艺术矗立起了第一个历史高峰---以《乐毅论》为代表的王羲之书法，正是分裂格局下中华文明依然生机勃勃、健康发展的象征。

年代：北齐; 规格：通高约480厘米，通长1930厘米，人物高140-180厘米; 出土地点：山西省太原市王家峰村王墓坡

这幅2002年出土的徐显秀墓壁画，从人物形象、装饰图案到吹奏乐器，都带着如此浓烈的多民族交融特点。 我们仿佛看到一支八十多人的胡汉混合仪仗队，从公元5世纪的时光深处缓缓走来。那匹高大神俊的枣红马在队列中特别惹人注目，佩剑武士、旗手和马夫站在马前，捧官印、扛胡床的侍从跟在马后。视野开阔宏大，色彩斑斓如新，人物栩栩如生，徐显秀墓壁画深刻再现了南北朝时期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社会面貌。

年代：秦； 规格：高19厘米，底径25厘米，重31.6千克； 出土地点：甘肃省天水市泰安县上袁家村秦墓； 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权，即秤锤；衡，即秤杆。它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测重工具。“权衡”一词就来源于此。这件铁权呈馒头状，上部有鼻形提梁，提梁一侧镶嵌铜诏版，其上阴刻篆书40字，共六行，内容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昭告。作为度量衡中测度重量的标准器，这件铁权反映的是秦帝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中华大地上五百多年的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奠定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华大一统的基本政治格局。

年代：西汉武帝时期； 规格：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 出土地点：广东省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 收藏单位：南越王博物院

位于广州象岗山的南越王墓，除了“文帝行玺”金印，还出土了大量珍贵物品。考古学家综合判断，墓主可能为南越王赵昧，史称“南越文王”。南越国于公元前111年，为汉朝所灭。此枚金印龙形纽，克昂首而体盘曲成“S”形，鳞爪俱全，形态生动，印面有田字界格，印文阴刻小篆“文帝行玺”四字，书体工整，刚健有力。这枚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的西汉金印，是秦汉两朝统一南越，岭南百越汇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重要见证。

年代：西汉武帝时期； 规格：长1.9米，高1.68米； 出土地点：陕西省兴平市道常村西北霍去病墓； 收藏单位：茂陵博物馆

“马踏匈奴”堪称霍去病墓石刻作品的杰出代表，学术界大多数认为该石雕是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历史事件的重要纪念和象征。在北击匈奴的数次决定性战役中，“西汉第一战神”霍去病所展露的卓越军事才能和建功立业的豪情，书写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一章。公元前119年，霍去病率部奔驰两千余里，深入漠北，大破匈奴左部主力七万余人，并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由此，“封狼居胥”成为后世武将的最高荣耀。

年代：汉； 规格：长18.5厘米，宽12.5厘米； 出土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 收藏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1995年10月，中国日本联合科考队对尼雅遗址进行学术考察，中方队长为北京大学教授齐东方。据说在科考队进入尼雅古城的前一天，和田县政府官员为科考队送行，特意赠送了一面国旗。到达营地之后，齐东方教授就将五星红旗高高升了起来。之后，科考队发现了这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织锦发现于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遗址，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隐现着西域在汉代正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组成部分的历史。

年代：西汉武帝时期； 规格：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重89.5克； 出土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 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枚用纯金铸成的印，蛇纽，蛇首昂起，身躯盘曲，背有鳞纹，印面凿刻篆体白文“滇王之印”。1956年，此印一出土就引起了轰动—这件文物高度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西南夷纳入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历史过程的记述。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道：“西南夷独夜郎、滇受王印……”。太史公的记述在这枚金印上得到了印证：滇王属于列侯，但滇王印却是王侯的形制与规格，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关密切的政治关系。

年代：西汉武帝时期； 规格：边长2.4厘米，通高1.9厘米； 出土地点：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谭培村； 收藏单位：海南省博物馆

被誉为“海南第一古印”的“朱庐执刲”银印，通体银质，以一条兽首小蛇为纽，蛇身弯曲饰鳞纹，中部拱起为穿，鱼形尾鳍回摆，印面铸刻阴文篆体白文“朱庐执刲”四字。以蛇、鱼为原型揉合造型的印式，在现存的秦、汉官印中仅此一例。此印证实了海南岛在两千多年前隶属于汉朝中央政府的历史，是西汉王朝治理开发海南岛的物证。汉朝经略海南始于汉武帝，后南越国相吕嘉发动叛乱，汉武帝派兵镇压叛乱，传国93年的南越国灭亡。

年代：东汉； 规格：高31.5厘米，宽66厘米； 出土地点：河南省洛阳市； 收藏单位：西安碑林博物馆

公元183年，在官办最高学府洛阳大学的讲堂前，整齐地竖立起了46块巨大的石碑。石碑上，用规矩敦厚的隶书刻写了儒家七经。这些石经由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书法家蔡邕等人亲自书写，碑上所镌文字共20多万字。这是中国历史上刻在石碑上的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因为刻写于汉灵帝熹平年间，所以被称为“熹平石经”。这块东汉《周易》残碑，是“熹平石经”遍历颠沛与劫难的幸存之物，是汉朝时期思想文化大一统的直接物证。

年代：东汉晚期； 规格：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重7.3千克； 出土地点：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 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1700多年前，一匹铜奔马跟随一支阵容强大的青铜仪仗队，一同被放入古墓之中，守护主人的安宁。当墓穴被打开时，它从未想过自己会名满天下：体形不算伟岸，比它高大的马俑还有很多；身份不算高贵，只是青铜仪仗队的随从，然而，这件铜奔马此后却成为中华“马”文物中的“巨星”。作为一件国宝级文物，这匹铜奔马已经成为中国旅游的标志。它疾足奔驰、一往无前的形象，却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

年代：西汉； 规格：面径165厘米，高67.5厘米，重约300千克； 出土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六靖镇水冲庵； 收藏单位：广西民族博物馆

南岭走廊是由南岭群山的峡谷隘道以及诸多河流水系构成的一条天色通道，历史上诸多族群在这里迁徙、流动、融合，这里也形成了今天中华大地上堪称文化多样性缤纷绚丽的一条人文地理带。随着不同族群的交融共居，铜鼓逐渐成为共享的文化符号，南岭走廊上几乎所有少数民族都将铜鼓作为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面被称为“铜鼓王”的西汉北流型云雷纹大铜鼓，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古代铜鼓。

年代：西汉; 规格：高12厘米，宽18.5厘米; 出土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13号墓; 收藏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在古滇国的青铜器艺术中，扣饰堪称一朵奇葩，它是背面有矩形齿扣可供系戴、悬挂的一种青铜装饰品，主要流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滇池区域。在众多的出土扣饰中，这件鎏金双人盘舞扣饰上的人物形象显得尤其特别。两名男子脑后挽成小髻，着左衽紧身长袖衣，腰间配长剑，手中各持一盘，踏于一蜿蜒长蛇身上，边歌边舞。迥异于古滇国风俗的人物形象和装束，映射出秦汉时期藏彝走廊上浩大而持久的民族迁徙运动。

年代：汉； 规格：高40厘米，长40.5厘米，宽28.5厘米；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金河镇格尔图村； 收藏单位：内蒙古博物院

这件在内蒙古地区出土，目前考古发现体量最大的龙首青铜灶，具有典型的中原风格，是秦汉时期农耕族群定居生活场景出现在长城之外的见证，反映了当时游牧族群与农耕族群之间不断加深交融互动的历史趋势，呈现了多民族聚居情景不断延展的历史景象。灶的烟筒设计成昂首嘶吼的龙头，龙头与船形灶身浑然一体，让整只灶看起来就像一条精美的龙船。而且，高耸的龙形烟囱除了代表吉祥，还有吸风拨火的功能，堪称设计精巧。

年代：夏; 规格：长48.1厘米，中宽11.4厘米，重900克; 出土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 收藏单位：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牙璋是夏王朝的核心礼器，它与二里头时期的青铜礼容器群、青铜礼兵器群、玉器礼器群等，一道呈现出一个王朝的气象，实证了夏王朝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揭示出一个“最早的中国”形象。“璋，祭祀之礼玉。”为了构筑一个既能与天地神灵沟通，又能象征王权威严的礼仪世界，夏人选择了牙璋。牙璋升级为国家级礼器，是在夏朝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后，它是探索夏史迹最为重要的信物之一。

年代：商代早期; 规格：通高87厘米，口长61厘米，口宽61厘米，重64.25千克; 出土地点：河南省郑州市杜岭张寨前街; 收藏单位：河南博物院

商的建立，意味着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到来了。使用青铜鼎来象征统一华夏，是从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开始的。九鼎代表九州。自此，鼎便被赋予神圣至高的象征意义。但将这一象征意义发扬光大的，却是商朝。此时的鼎，高踞于威严神圣的殿堂之上，成为一个王朝制度和精神的代言者。这口杜岭方鼎实证了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王都“郑州商城”的存在，见证了商朝辉煌的青铜文明。

年代：西周中期; 规格：通高16.2厘米，口径47.3厘米，深8.6厘米; 出土地点：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庄白村; 收藏单位：宝鸡周原博物院

三千年多年前人们在青铜器上刻写文字的热情，来源于商周青铜器作为祭天礼器的功能---通过祭祀的仪式，青铜器上的信息得以隐秘地传递给祖先和神灵。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周人灭商之前的聚居地，也是周人祭祀天地、祖宗和神祇的圣地。周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大多铸有纪实铭文。正是在这里，被称为“青铜史书”的史墙破土而出，它是周人起源、发展并建立周王朝统一政体的重要见证。

年代：西周早期; 规格：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千克; 出土地点：陕西省宝鸡县贾村镇; 收藏单位：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1963年，陕西省宝鸡县贾村镇的一名村民，在房后的土崖下发现了一个“铜罐”并将其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值得庆幸的是，宝鸡市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收购站及时发现了这件造型凝重雄奇、表面刻绘饕餮纹高浮雕的器物，断定它是一件珍贵文物。后来这件文物被送到故宫博物院做除锈处理。除锈后，幽深的尊内底部，一篇清晰的铭文赫然显现。铭文中出现了“宅兹中国”的字样，这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一词最早的文献记录。

年代：春秋早期; 规格：通高53.4厘米，口径25.1厘米; 出土地点：山东省沂水县; 收藏单位：山东博物馆

春秋时期，山东南部地区的东夷古国莒国，在铸造这只高规格的青铜酃时，他们把纽盖铸为凤鸟---这是东夷的古老崇拜，把双耳铸为龙首—这是华夏的神圣敬畏。这样，2500多年后，我们就在沂水之畔出土的一只青铜酃上，看见了龙与凤的相遇。这件青铜器是春秋时期莒国的传统尚鸟习俗与华夏龙图腾文化相融合的物质见证，呈现出东夷凤鸟文化和华夏龙文化最初的交融，也是“龙凤呈祥”的历史起点。

年代：战国晚期; 规格：长7.5厘米，高6.7厘米，重4.57克; 出土地点：甘肃处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 收藏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马家塬墓葬深藏在甘肃省张家川的大地之下。2006年，当考古工作者将它一点点揭开时，一个2500多年前的草原文化世界在人们眼前展开，关于西戎的隐性形象也浮出水面。除了大量随葬器物，多座墓葬中的豪华二轮马车震惊了考古工作者。车厢侧板布满铜质大角羊、银箔大角羊等动物形装饰。这一件金箔大角羊用锤揲工艺将金料捶成薄片，再镂空刻绘成精细的纹样，显示出游牧族群对金银装饰的极度喜爱。

年代：战国中晚期; 规格：纵31.2厘米，横23.2厘米; 出土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陈家大山楚墓; 收藏单位：湖南博物院

一只振翅腾空、夭娇起舞的凤鸟，一条弯曲细长、扶摇直上的龙，同时引领着一个人的灵魂飞升……距今2500多年的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仕女图》，是迄今为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帛画之一。此时，在楚人的信仰世界里，除了有被认为与祖先祝融融为一体的神圣凤鸟，龙也开始占据一席之地。这是楚人凤文化与华夏龙文化深度融合后，楚人在信仰层面所形成的新图景。此时，楚国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年代：战国晚期 规格：高68厘米，上径36厘米，底径28厘米，重30千克 出土地点：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 收藏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巴人的錞于起初是一种打击乐器，后来发展成为祭祀用的礼乐器。这件战国晚期的虎纽錞于，出土于重庆市万州区，形体特大，有“錞于王”之誉，代表着巴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其顶部的虎纽栩栩如生，是巴人虎崇拜的象征。作为南蛮的主要成员之一，巴人有悠久的历史，巴人的族源与东夷人的迁徙有关，战国初期，巴人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及陕西汉中一带，战国中后期，在巴楚之间的战争中，巴国最终沦为楚国的附庸。

年代：春秋; 规格：直径12.53厘米，厚度0.02厘米，重20克; 出土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沙遗址; 收藏单位：金沙遗址博物馆

古蜀文明呈现出四个发展演进阶段：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宝墩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战国船棺墓葬遗址。其中三星堆文化是古蜀国的鼎盛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金沙文明承继了三星堆文化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理念，将古蜀文明推向了又一个高峰。这件金饰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其令人惊叹的工艺既体现了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证实了以金鸟之形承载太阳崇拜的古蜀文明与以凤鸟崇拜为特征的东夷文明之间的关联。

年代：战国至秦汉; 规格：通高32.8厘米，口径44.3厘米; 出土地点：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可乐遗址; 收藏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夜郎，是西南地区古老的地方政权 。考古发现，贵州赫章可乐墓葬遗址的年代从战国一直持续到西汉晚期，应是夜郎政权统治的核心区域。套头葬是一种用铜洗、铜釜或铜鼓等器物套于死者头部的下葬方式，其中绝大部分为铜釜。使用套头葬的墓主人，通常为类似巫师的神职人员，用于套头的器物便是其身份象征。这件“套头葬”铜釜，见证了夜郎在与中原的不断交往交流中逐渐融入华夏的过程。

年代：战国; 规格：高28.2厘米; 出土地点：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24号墓; 收藏单位：云南省博物馆

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遗址24号墓出土了一件十分特别的随葬品—立牛铜葫芦笙。这件铜笙上半部分为曲管，顶端铸造一头栩栩如生的立牛；下半部分呈圆球状，正面有五孔，出土时有腐断的竹管痕迹。由此可见，这是一件五管芦笙，是中国古代“八音“之一的”匏，作为古滇人重要的吹奏乐器而成为随葬品。这件铜葫芦笙上的立牛造型是古滇国文化中颇具标识性的文化因素，表现的是亚洲南部特有的“印度瘤牛”。

年代：战国中期; 规格：通高36.2厘米，边长47.5厘米，重18.65千克; 出土地点：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 收藏单位：河北博物院

这件于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的青铜方案，采用了错金银的工艺装饰。龙的鳞片、凤鸟的翎毛、梅花鹿的皮毛斑纹等，均用不同材质的金属勾勒和填充，色彩炫目斑斓。四只跪卧的梅花鹿，作为四足支撑着方案的圆环底座；四龙四凤，穿插组合，构成方案的中层，起到连接底座和承托桌案的作用；放置案板的方形框架构成最上层，木制案板已腐朽。这件随葬品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遗物，是中山国王的心爱之物。

年代：距今约170万年； 规格：长2厘米，宽1.13厘米（左）；长2.1厘米，宽1.14厘米（右）； 出土地点：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上那蚌村； 收藏单位：中国地质博物馆

1965年，钱方、浦余庆等学者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上那蚌村开展地质考察工作，在一位放牛老人的指引下，他们来到距村西约一公里的山沟里，在一个土包下发现了云南马的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两颗人类上门齿化石。1976年春，多家科研单位经过多次测定，测出这两颗牙齿化石的绝对地质年代为距今170万±10万年。这两颗典型的铲形门齿实证了中华大地超过百万年的人类生命史和古人类连续发展的特征。

年代：距今约7000年（河姆渡文化早期）； 规格：长18.2厘米，刃宽9.8厘米，上部宽5厘米，上部厚4.2厘米； 出土地点：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村； 收藏单位：浙江省博物馆

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黑褐色的土层中，突然闪出了一些黄灿灿的金色小颗粒，与空气接触后，它们很快变成了泥土的颜色。它们是碳化了的稻谷，据碳十四测定，这些碳化谷物的年代为距今6950±130年。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170余件骨耜农具，其中两件骨耜的柄，竟然是用藤条绑扎着的木棒。这件骨制农具反映了七千多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大量稻谷遗存一道，证实了中华先民是世界稻作农业的先驱。

年代：距今约6000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早期）； 规格：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 出土地点：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 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一个圆雕人头像，披着整齐的短发，耳垂有穿孔，瓶身绘制着抽象的玫瑰花图案。瓶口头像发式，为古羌族的披发样式。这件出土于1973年甘肃秦安邵店大地湾遗址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瓶，蕴含的远古信息复杂幽深：它既向我们展示了仰韶文化盛开在华山脚下的玫瑰花的形象—它们有可能是中华民族以“华”为名的来源，又向我们提供了华夏文化和古羌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见证。

年代：距今约6000年（仰韶文化早期）； 规格：长约3厘米，宽约1.3厘米； 出土地点：山西省夏县师村遗址； 收藏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1926年10月，沿着汾河行走的李济来到山西南部考古。在夏县西阴村，他发现了半枚六千年前被人工切割的蚕茧。2019年，在夏县的另一个仰韶文化早期聚落遗址---师村遗址，数枚石雕蚕蛹被发现。这些蚕蛹整体呈黄褐色，带有天然黑褐斑点，表面有螺旋状的横向弦纹，简洁地勾勒出了蛹的头和尾，酷似现代家桑蚕蛹。这表明，早在六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生活在晋南地区的远古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

年代：距今6000年-5000年（红山文化）； 规格：高26厘米； 出土地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 收藏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1971年10月16日，家住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三星塔拉村的17岁村民张凤祥在田地里劳作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生满锈的“铁钩”，磨掉锈后，竟露出了晶莹剔透的墨绿色，在阳光上看更像一块玉。直到1984年，经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苏秉琦等专家鉴定后，一致认为这是五千多年前红山文化时期的墨玉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龙形玉器。这件墨玉龙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堪称“中华第一龙”。

年代：距今约53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 规格：长11.4厘米，高8.3厘米，最厚1厘米； 出土地点：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遗址； 收藏单位：故宫博物院

这块玉版出土时，并非孤零零地躺在墓葬中，而是夹在一只玉龟之中。玉版上刻绘了复杂而精妙的纹饰：主体为两个同心圆，圆中心雕刻着一个十字形的八角星纹，大小圆之间刻绘八个“圭”形纹，大大圆之外、玉版四角，又分别刻绘着一个“圭”形纹。有学者分析，玉版最中心的八角星纹有可能代表太阳，两圆之间的八个“圭”形纹代表八个方位，玉版四角的“圭”形纹表示四维。这纹饰可能表示四时历法的原始“八卦图”。

年代：距今约5000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规格：高34.1厘米； 出土地点：山东省莒县陵阳河遗址； 收藏单位：莒州博物馆

1957年的一场大洪水，冲出了东夷人创造的陵阳河史前文化遗址。这个距今大约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标志着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开端。这里出土了一件十分有趣的陶器：鸟喙形流口上翘，颈部细而高，腹部微鼓，三袋足，背部有双带式銴，状如双翅，后部饰一条极具装饰意义的短尾—它酷似一只昂首振翅欲飞的鸟。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双銴三足白陶鬶”。这件白陶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凤鸟图腾崇拜。

年代：距今约5000年（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 规格：高26.8厘米，口径7.1厘米； 出土地点：甘肃省陇西县吕家坪； 收藏单位：甘肃省博物馆

流畅的旋涡纹，带动点与线，有韵律地交错流动，热烈而奔放……这样的图案是在描绘湍急涌动的黄河之水吗？这件旋涡纹尖底彩陶瓶在器型上也实现了审美与实用的高度和谐：可系绳的汲水江，因其底尖，容易入水；入水后由于浮力和重心的关系，能自动横起灌水；又由于口小，搬运时水不易溢出。正因如此，这件旋涡纹尖底彩陶瓶成为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彩陶的代表作。

年代：距今约5000年（屈家岭文化）; 规格：高18.9厘米，口径9.9厘米; 出土地点：河南省淅川县黄楝树村; 收藏单位：河南博物院

一只薄如蛋壳的陶杯！薄，薄到什么程度？“0.2毫米的精致！”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在介绍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杯时，发出这样的惊叹。“距今4000年前地球文明的最精致之制作！”这是世界考古界对龙山时期黑陶杯的赞誉。但事实上，考古成果很快便刷新了关于中国蛋壳黑陶的历史上限。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蛋壳黑陶杯，将这种独步千古的工艺又向前推了一千年左右。它不愧于五千年前的手工业革命。

年代：距今5300-23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 出土地点：台湾省台东市卑南遗址; 收藏单位：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

卑南遗址，是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遗址，位于台东市西北卑南山附近。考古人员曾先后进行过13次考古发掘。据碳14测定，卑南遗址的年代为距今5300-2300年，其中又以距今3500-2300年最为兴盛。卑南遗址出土的陶器和玉器数量巨大，共计两万余件，卑南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石器。这件台湾卑南人头骨上的凿齿现象，揭示了台湾地区古代先民和大陆东南百越先民具有相同的文化基因。

年代：距今5000-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 规格：长66.7厘米，宽27.2厘米，厚1.9厘米; 出土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滕安县大龙潭遗址; 收藏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1952年，民工们在广西崇左市大新县修筑道路时，无意中挖出一件造型奇特的有肩大石铲。几年后，崇左市扶绥县国营金光农场在开垦种植时，发现了大批类似石铲。当地文物部门在南宁地区开展大规模普查，发现有石铲散布的史前文化遗址有30多处。大石铲文化是岭南地区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形态，以体形硕大、棱角对称、打磨光滑的有肩石铲为文化特征。

年代：距今5000-4000年（卡若文化）; 规格：高18.7厘米，长31厘米，宽15厘米; 出土地点：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村; 收藏单位：西藏博物馆

1978-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西藏昌都地区发掘了一处具有重大意义的高原史前人类文化遗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卡若文化遗址，它被考古界和古人类学界公认为西藏地区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这件双体陶罐，夹细砂黄陶，腹部为袋形双体，中裆相连，表面饰有双勾感触拆线纹和双色菱形纹。这件双体陶罐是新石器时代卡若文化彩陶技艺的代表作，是一种充满宗教仪式感的礼器。

年代：距今约4000年（中原龙山文化晚期）; 规格：口长径20.8厘米，短径9.2厘米，残高27.4厘米; 出土地点：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 收藏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1982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队员在陆续发掘出规模空前的城址、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之后，竟有了一个小小的但也许更石破天惊的发现：在一个残破的扁陶壶的正面鼓腹部，考古队员们似乎发现了最早的文字。这是两个用朱砂书写的字符，其中一个能被清晰识读，它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对于朱书扁陶壶上的另一个字，考古学家何驽做了一个大胆推测，认为它是“尧”字，两字合为“文尧”。

年代：距今约4000年; 规格：长8-9厘米，宽逾1厘米，厚仅1-2毫米; 出土地点：陕西省神木市高家堡镇石峁村; 收藏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石峁，一座四千多年前的古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的前夜，它就已矗立在陕北沟壑纵横的高山台塬上。如今，考古发掘已经揭示出它恢宏磅礴的立体城池—金字塔状的皇城，宫室建筑周边，镶嵌着体量巨大、题材丰富的石雕，类似图腾柱的石柱至今仍矗立在四千年前的地面上。这件骨制口簧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簧乐器，作为至今仍在中国许多民族中传承的乐器，它是中华文明亘古绵长的生命力的象征。

年代：距今约3200年（三星堆文化）; 规格：两耳间距138厘米，通高66厘米; 出土地点：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 收藏单位：三星堆博物馆

192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一个叫燕道城的四川广汉农民，在地里干活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石洞，里面保存着三百多件大大小小的玉器。从此，一只沉睡数千年的文明渐渐醒来。1934年，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造型奇特的物品。20世纪80年代和2020年以来的挖掘，均取得重大突破，上千件珍贵文物出土。这件青铜面具形体硕大，被称为“千里眼”“顺风耳”。它带着神秘微笑的面孔上，有两只柱状、向外凸出的眼球。

年代：距今约3000年（卡约文化）； 规格：残长15.4厘米，直径约1.1厘米； 出土地点：青海省西宁市西郊朱家寨； 收藏单位：青海省博物馆

羌笛，一个古老的文化符号。这一支古老的“羌人之笛”用鹰骨制成，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西郊朱家寨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墓地，笛身有八孔。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就是三千多年前的古羌人使用过的笛。在古羌人的原始宗教中，鹰被认为具有沟通天地的灵性。古羌人用鹰骨制作成笛子，就是希望借鹰的灵性与天地沟通。今天，新疆、甘肃、云南、西藏等地的民族中仍有鹰骨笛流传，极有可能与古羌人的迁徙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