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等待和谈结果，同时也是等待东野先遣兵团南下之需要，渡江战役发起时间先后经历了多次调整。1 月 10 日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电中原、华东两野军，指定自 1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止，分 5 期进行休整，同时完成渡江作战准备。2 月 3 日，中央在《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指出，如国民党军决在京沪杭组织坚决抵抗，则我军按原计划休整至 3 月底，4 月渡江；如国民党军决在江防沿线只做象征性抵抗，而以主力撤守浙赣线，则应提早一个月行动。2 月 9 日总前委提出“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好”。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命令东野林（彪）罗（荣桓）“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部不敢向南京增援”。
下图：1949 年 4 月渡江战役发动前，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某部指战员在侦察渡江登陆点。为了准备渡江，三野先后派出 10 多个营和部分地方干部南下，在长江边发动群众，了解水文、河道、湖港情况，为渡江预做准备。
3 月中旬，因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政府正式进行和平谈判，故中央军委电前线各野战军，可于 4 月 6 日左右夺取长江北岸之国民党军据点，10 日渡江。由于一线提出了一些具体困难和有益意见，经反复电商，最终确定为 4 月 15 日黄昏发起渡江。
但至 4 月 10 日，由于谈判又有所进展，有望达成一个全面和平协议，签字时间可能在 4 月 15 日左右，故中央军委又电总前委二野、三野，征询推迟渡江时间半个月或一个月的可能性。总前委复电指出，长江于每年 5 月进入桃花汛，水比 7、8 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江面极宽，此际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若延期则需后撤粮草。建议只有在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可延期。如无把握，则应先打过长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有利。
最终，中央军委于 4 月 11 日决定，渡江作战推迟一周，由 4 月 15 日推迟至 22 日，以体现中共在和谈中的仁至义尽，如有反悔，则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
军事渗透与策反统战
尽管军事上占优，但解放军对渡江仍然做了最充分的准备。 早在 1948 年初，为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由粟裕带 3 个纵队渡江南下任务，华野就已派出一个加强营和 200 余名干部前往皖南开展先期工作。同年 5 月，华野又派出由 10 个营组成的先遣纵队和部分地方干部南下，在长江边发动群众，了解水文、河道、湖港情况，为渡江预做准备。还通过东北军区代购了一些引擎，改装了一批机帆船。
同时，解放军还实施了大规模的渗透侦察。如 27 军即组织了 10 次偷渡，登上江心洲乃至深入江南岸，捕捉了 30 多名俘虏。该军甚至一次派出 300 多人组成的先遣侦察大队，从荻港至三山街段隐蔽过江，深入到铜陵、繁昌、南陵交界处的山区进行侦察活动，从而为渡江作战掌握了较为全面的战场情报。
在积极进行战场渗透的同时，中共方面也没有放松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策反统战工作。而面对走投无路的局面，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剧烈分化，分崩离析。如二级上将、浙江省主席陈仪经我党争取，亲自策反汤恩伯，不料被汤出卖扣押。交警总局中将局长周伟龙，与程潜、唐生智等人密谋，计划将交警总队拉到湖南参加起义，于 2 月 6 日事泄被捕。陈、周两人后均被押送台湾杀害。
但成功的例子更多。2 月 7 日，282 师师长张奇率部起义，渡江投奔解放区；2 月下旬，海军重庆号轻巡洋舰起义；3 月 22 日，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率部起义；4 月中旬，伞兵 3 团在海运途中，连运输的中字 102 号登陆舰一并起义，驶往已经解放的连云港；蒋经国的心腹爱将、预干局代局长兼预干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贾亦斌，也率 4000 名学员在嘉兴起义。
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后，更多的国民党军部队也相继投奔光明：4 月 21 日，江阴要塞官兵战场起义，扣押了要塞司令戴戎光，并炮轰国民党军；4月 23 日，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 1200 余名官兵及 25 艘舰艇在南京篱斗山江面起义；5 月初，廖运升率110 师在义乌起义等等。
如此之多的部队起义，甚至连国民党军倚为江防支柱的海军也整舰队地起义，极大地降低了解放军渡江作线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