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剧照,该片讲述张居正传奇的一生及与高拱的历史纠葛。
研究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应该有世界眼光,将其放在世界历史的全景图中去审视。多年来,学术界在探讨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中国会不会自发演进,实现转型?于是,人们把视线从鸦片战争追踪到了明朝中后期。这个时期,正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两轮驱动下,西欧阔步跨入近代门槛。此时的中国社会,也有了极大的量变,出现了“大变局”。有明史学者还提出了此一时期当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观点。
那么,中国当时的执政者,有没有意识到时代潮流?抑或他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不期然顺应了时代潮流?
明朝,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夺位皇帝朱棣,就没有雄才大略之君了。而且明帝都非常保守,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人间天堂,制定和执行的是一条内敛、收缩的基本路线。朱元璋颁布禁海令,遂被后世子孙尊为祖制、国策。指望皇帝主动突破禁海祖制几无可能。又由于朱元璋废丞相,明朝统揽全局的有为之臣可谓罕见。只是到了嘉靖中期,明世宗隐身幕后修道二十余年,继任的隆庆皇帝则悉心委政内阁,他的儿子万历皇帝继位时年幼,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几个能干的执政大臣。这 40 年,正是世界历史的拐点,也是明朝改革开放的窗口期。这个时期,出现了高拱、张居正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
可是,张居正明确反对开海禁、通海运。基于此,他执政刚半年,即于隆庆六年十二月七日颁旨严海禁,饬令沿海各省“将商贩船通行禁止,片板不许下海,仍严督沿海官军往来巡哨”。继之,又下令停止了海运。听到这个消息,下野的高拱痛心疾首。他执政时决断通海运、造海船,对此事“日夜在念”;不料刚实行一年,就被饬禁。高拱,是力主开海禁、通海运并力排众议实行的。仅此一点,高拱,就值得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
为官场注入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
高拱,河南新郑人,嘉靖时中进士、入翰林、授编修。充裕王法官。任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入阁;隆庆朝首相兼掌吏部,乃名副其实的首相(首相是当时对内阁首席大学士的称呼)。
与自称“家世贫贱”的张居正不同,高拱出身官宦之家,相父。父亲、长兄,都是科举出身。长期在外做官。高拱自幼就随父祖在外游历,又拜多名退休高官为师,中举后还在大梁书院求学,追随其父的挚友、倡导“实学” 的王廷相求学,后又被聘为书院教习,长达十余年。书院被认为具有“自由之风”,与科举考试的应试教育有很大不同。高拱视野广阔,思想解放,与他的这些经历有关。
(下图:高拱像,高拱在内阁前后不到4年,实际主政两年半左右 ,以花甲之龄忘我工作,短时间内为明王朝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美国学者说,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他情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中国也有学者称,高拱是一位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给疲沓、腐败的官场注入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还有学者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他同时代的徐阶、张居正所不及的。
高拱状政,明王朝已萎靡不振,吏治腐败、边备废驰、法治黑暗、国库空虚;同时,又面临着多重重大扶择---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扶择:与对大明威胁最大的北方鞑靼部,是继续对峙,还是以贸易取代战争?面临着继续锁国还是开放的抉择:是持续海禁祖制还是解海禁通海运?面临着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是调整国策的抉择:是继续维系重农抑末的国策,还是进行重大调整,积极发展工商业?面临着激活旧制还是破旧立新的抉择:是致力于恢复沿袭二百年、弊端丛生的旧制度的活力,还是大力改革,建立起新制度?严嵩、徐阶执政期间,两人带头贪腐,又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对官场贪腐采取姑息甚至纵容态度,是继续以收买官心以巩固执政者的地位,还是大力肃贪,澄清吏治?
高拱在这些抉择中都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在他前后的执政者中,同时做出这样的抉择并竭力实行的,找不出第二人。
解海禁、通海运
高拱秉持“相天下者无己”的理念,自律甚严,在体制性贪腐的大明官场堪称另类;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致力于“立规模”,敢于担当,不怕得罪人,破祖制、改弊政,大开大合,试图调整明朝内敛、收缩的基本路线,推动国家走向改革开放;他忠诚、干净、担当三者集于一身,是同时代任何一位执政大臣所不具备的。高拱在内阁前后不到 4 年,实际主政两年半左右。他以花甲之龄,惜桑榆晚景,只争朝夕,忘我工作,短时间内即为明王朝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明太祖朱元璋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海禁乃祖制、国策。高拱力推解海禁、通海运。隆庆元年初,朝廷颁旨局部开海禁,此时高拱是内阁中仅次于首相最有分量的大臣;隆庆五年,主政的高拱决断通海运,造海船,事实上打破了东部沿海的海禁;隆庆六年,他又与两广总督谋划在广东开海禁。遗憾的是,高拱开海禁、通海运的决策被继任的张居正所推翻。张居正重申海禁国策;又断然下令罢海运,弃海船。
明史专家韦庆远评价说:“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张)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 如果高拱仍在位首辅,是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以贸易取代战争
明朝建立后,元朝皇室率军退回大漠。双方长期对峙,处于战争状态,对明朝国力消耗巨大,双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但是,正如史家所说,面对外族,从宋代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就不敢说出一个“和”字。稍加梳理即可知,宋代以来的奸臣,必是主和派,主和者往往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但是,当和解的契机闪现,高拱“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力排众议,毅然决断并亲自指导,与对明朝威胁最大的鞑靼右翼达成了和平,并开市贸易。此举不仅使双方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且赐鞑靼右翼首领以封号,使之俯首称臣,从而名正言顺地将其纳入大明的旗号下。晚清名流魏源感慨道,高拱此举为大明、也为大清,开二百年之太平!当代有学者指出,此举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