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剧照，该片讲述张居正传奇的一生及与高拱的历史纠葛。
研究明朝中后期的历史，应该有世界眼光，将其放在世界历史的全景图中去审视。多年来，学术界在探讨一个重大问题：如果没有外力介入，中国会不会自发演进，实现转型？于是，人们把视线从鸦片战争追踪到了明朝中后期。这个时期，正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大航海和文艺复兴两轮驱动下，西欧阔步跨入近代门槛。此时的中国社会，也有了极大的量变，出现了“大变局”。有明史学者还提出了此一时期当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观点。
那么，中国当时的执政者，有没有意识到时代潮流？抑或他的执政理念、施政举措，不期然顺应了时代潮流？
明朝，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夺位皇帝朱棣，就没有雄才大略之君了。而且明帝都非常保守，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人间天堂，制定和执行的是一条内敛、收缩的基本路线。朱元璋颁布禁海令，遂被后世子孙尊为祖制、国策。指望皇帝主动突破禁海祖制几无可能。又由于朱元璋废丞相，明朝统揽全局的有为之臣可谓罕见。只是到了嘉靖中期，明世宗隐身幕后修道二十余年，继任的隆庆皇帝则悉心委政内阁，他的儿子万历皇帝继位时年幼，在这个背景下，才出现了几个能干的执政大臣。这 40 年，正是世界历史的拐点，也是明朝改革开放的窗口期。这个时期，出现了高拱、张居正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
可是，张居正明确反对开海禁、通海运。基于此，他执政刚半年，即于隆庆六年十二月七日颁旨严海禁，饬令沿海各省“将商贩船通行禁止，片板不许下海，仍严督沿海官军往来巡哨”。继之，又下令停止了海运。听到这个消息，下野的高拱痛心疾首。他执政时决断通海运、造海船，对此事“日夜在念”；不料刚实行一年，就被饬禁。高拱，是力主开海禁、通海运并力排众议实行的。仅此一点，高拱，就值得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
为官场注入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
高拱，河南新郑人，嘉靖时中进士、入翰林、授编修。充裕王法官。任国子监祭酒、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入阁；隆庆朝首相兼掌吏部，乃名副其实的首相（首相是当时对内阁首席大学士的称呼）。
与自称“家世贫贱”的张居正不同，高拱出身官宦之家，相父。父亲、长兄，都是科举出身。长期在外做官。高拱自幼就随父祖在外游历，又拜多名退休高官为师，中举后还在大梁书院求学，追随其父的挚友、倡导“实学” 的王廷相求学，后又被聘为书院教习，长达十余年。书院被认为具有“自由之风”，与科举考试的应试教育有很大不同。高拱视野广阔，思想解放，与他的这些经历有关。
（下图：高拱像，高拱在内阁前后不到4年，实际主政两年半左右 ，以花甲之龄忘我工作，短时间内为明王朝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美国学者说，高拱性情急躁而有闯劲。他对官场的惯技有清晰的了解，并从不隐瞒他对其程式化的守旧作风的藐视。在贯彻政策中，如果一种方法有效，他情愿不去理睬官样文章。中国也有学者称，高拱是一位站在时代前面开风气的人物，给疲沓、腐败的官场注入一股清明刚健的新风。还有学者说，高拱不仅是一位能干的有谋略的政治家，也是一位博学精虑的思想家，这是他同时代的徐阶、张居正所不及的。
高拱状政，明王朝已萎靡不振，吏治腐败、边备废驰、法治黑暗、国库空虚；同时，又面临着多重重大扶择---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扶择：与对大明威胁最大的北方鞑靼部，是继续对峙，还是以贸易取代战争？面临着继续锁国还是开放的抉择：是持续海禁祖制还是解海禁通海运？面临着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还是调整国策的抉择：是继续维系重农抑末的国策，还是进行重大调整，积极发展工商业？面临着激活旧制还是破旧立新的抉择：是致力于恢复沿袭二百年、弊端丛生的旧制度的活力，还是大力改革，建立起新制度？严嵩、徐阶执政期间，两人带头贪腐，又出于收买人心的需要，对官场贪腐采取姑息甚至纵容态度，是继续以收买官心以巩固执政者的地位，还是大力肃贪，澄清吏治？
高拱在这些抉择中都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在他前后的执政者中，同时做出这样的抉择并竭力实行的，找不出第二人。
解海禁、通海运
高拱秉持“相天下者无己”的理念，自律甚严，在体制性贪腐的大明官场堪称另类；他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致力于“立规模”，敢于担当，不怕得罪人，破祖制、改弊政，大开大合，试图调整明朝内敛、收缩的基本路线，推动国家走向改革开放；他忠诚、干净、担当三者集于一身，是同时代任何一位执政大臣所不具备的。高拱在内阁前后不到 4 年，实际主政两年半左右。他以花甲之龄，惜桑榆晚景，只争朝夕，忘我工作，短时间内即为明王朝开创出一个新局面。
明太祖朱元璋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海禁乃祖制、国策。高拱力推解海禁、通海运。隆庆元年初，朝廷颁旨局部开海禁，此时高拱是内阁中仅次于首相最有分量的大臣；隆庆五年，主政的高拱决断通海运，造海船，事实上打破了东部沿海的海禁；隆庆六年，他又与两广总督谋划在广东开海禁。遗憾的是，高拱开海禁、通海运的决策被继任的张居正所推翻。张居正重申海禁国策；又断然下令罢海运，弃海船。
明史专家韦庆远评价说：“当时，开海通洋以贸易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如果允许大批船队定期从海上来往南北，客观上必然大有助于东南各省对海外贸易线的向北延伸，不但有利于国内沿海的物质交流，也极有可能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张）居正断然饬禁，显然是悖乎时代发展潮流的... 如果高拱仍在位首辅，是绝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政策决定的。”
以贸易取代战争
明朝建立后，元朝皇室率军退回大漠。双方长期对峙，处于战争状态，对明朝国力消耗巨大，双方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但是，正如史家所说，面对外族，从宋代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就不敢说出一个“和”字。稍加梳理即可知，宋代以来的奸臣，必是主和派，主和者往往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但是，当和解的契机闪现，高拱“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力排众议，毅然决断并亲自指导，与对明朝威胁最大的鞑靼右翼达成了和平，并开市贸易。此举不仅使双方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且赐鞑靼右翼首领以封号，使之俯首称臣，从而名正言顺地将其纳入大明的旗号下。晚清名流魏源感慨道，高拱此举为大明、也为大清，开二百年之太平！当代有学者指出，此举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